●置之死地而后生:大迁徙带来了大融合,宛如“凤凰涅磐”,成就了今日大四川！
那场浩荡磅礴的“湖广填四川”大迁徙移民之潮,尽管已经过去了多年,但至今仍余波未尽……时下,在四川乃至全国各地溯源访祖的民间活动纷至沓来:我的先民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的故土祖地又在哪里？前辈当初是怎么移民到了四川的？落叶归根之问不断！
实际上,四川的移民历史源远流长,最早追溯到先秦时代.那时蜀地就已有数以万计的移民.若是做一次历史的“穿越”,重现巴蜀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移民浪潮的场景,你会发现:公元前年,在押往蜀地的一支滚滚迁徙的大军中居然出现了一个如雷鸣贯耳般的名字:吕不韦！他因“与秦人为敌”之罪被流放至蜀;这是秦始皇在灭六国的同时,开始的由秦向蜀大移民,其中不乏大批来自赵、魏、楚等国;被俘获者有千金万贯之王公贵族、富商大贾和当地望族;他们中间还有一位赵国卓氏却因祸得福,抵蜀后靠采矿铸铁发了大财,成为当时中国的首富.他就是后来因一曲《凤求凰》和司马相如创造“中国第一私奔绯闻”的卓文君之祖上……
由问祖,使我不禁想起中国人的“根文化”情结.的确,这种意识已根深蒂固！有句老话说得好:“狐死必首丘”（传说狐狸将死时头必向着出生的山丘）,“越鸟巢南枝”（即南来的鸟总把巢筑在朝故土的树南枝头上）……连动物都晓得思乡,又何况人乎？或许唯有“中国人身上才会有一种特别的倾向,那就是‘对家乡的眷恋和思乡的痛苦’,这种倾向在别的民族中没有这么执着强烈.”法国侯爵埃尔韦圣德尼如是说.因此,每当我浏览“湖广填四川”史料的时候,耳边总会回肠荡气地响起,由台湾著名作家三毛填词,齐豫唱红的那首《橄榄树》……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经常有人问:四川移民来自哪里,都是湖北广东的吗？其实这是望文生义.“湖广”是元代设立的范畴很广（包括鄂湘黔粤桂琼）的一个“行中书省”,至明末清初大移民时代就已经仅限于鄂湘两省了,只不过当时人们还在继续约定俗成的沿用此名称罢了.不知诸位注意到没有？湖广“填”四川为何并没像“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那样遣词？而是用了一个“填”字.这很确切,即有“空”则填嘛！说它“空”,是因清初张献忠屠川民,使得蜀地十室九空.有民谣为证:“四川有座城,有城没得门,有庙没得神,有街没得人.”于是,使朝廷不得不动员百姓“填川”.据史料记载,那时前往四川的移民规模远远超出了“湖广”这一地域.而且在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约年,在朝廷长期的政策导向和制度示范作用下,从康熙帝时以湖广人为主的十余个省万以上的人口入川定居,到嘉庆末年,四川已达万人.温故知新,这也不足为奇.就跟年8月的深圳经济特区开发一样,当初那只是一片人烟罕至的小渔村,因村边有一条深水沟而得名,即使它的小镇上也才2万人口;可自从小平同志提出了大开发两个字:一个是“闯”,另一个是“创”后,深圳现在不也“敢教日月換新天”了吗？如今,光是每天来自五洲四海生活在深圳的人数都超2万,平均达到.2万人……
那么,“填四川”最远的移民“远方”远到哪里？即从广东梅州迁川路线为→兴宁→龙川、五华→和平→曲江(韶州)→郴州→祁阳→邵阳(宝庆)→常德→恩施→重庆→荣昌→成都、广汉;粤东和闽西更远,道路更迂曲,估计一般在0里左右.可谓,路漫漫……以朱德元帅为例,其祖籍在广东乳源梯下朱家陇村,清康熙五十三年(公元年)先祖朱仕耀携带家眷离开祖地,沿着西京古道北上经湘鄂,移居至四川仪陇县马鞍场.再如先祖来自贵州的聂荣臻元帅、来自福建宁化县的郭沫若、来自浙江嘉兴的巴金、来自湖南新宁的陈毅元帅……
不过,四川人至今却普遍认为:“湖广填四川,一半在麻城”.早在年12月15日由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与湖北省麻城市人民政府就在成都联合举办了纪念“湖广填四川”周年“移民文化与当代社会”学术研讨会.会上传出众多专家的强音:川人之根确在湖北“麻城孝感乡”.麻城市委书记杨遥也在年发出了邀请:欢迎千万四川麻城后裔回乡祭祖！据统计:大移民中,以鄂湘两省人数最多,占80％,是这场移民潮的主体.而由鄂入川有水陆两路,走水路行程约0余里,但逆流而上,常遇船覆人亡;走陆路则要:回望大别山,泣别举水河.先由麻城（孝感乡中馆驿）汇合,再经阳逻、黄陂到孝感,由孝感往西,过云梦、应城、京山、钟祥、荆门、当阳等中转站,到达宜昌.还得过“蜀道难”之关.个中辛酸一言难尽.这条迁徙路,途经32地,行程大约0余里,以每日走60里计,大约要两个月甚至更久.一路上凄风苦雨,抛别故土.但那辈辈相传的追亲寻祖之念,更是至今绵绵无竟期！比如毛毛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载:邓小平的家乡是四川广安县.（光绪广安州志载,入籍广安的湖北省黄安、麻城人约占三分之一）.书中介绍：“有许多研究我父亲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我们家庭和家族的历史.有的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该书上卷23页）毛毛的叔叔邓垦在武汉工作时,曾多次去过麻城,认为邓家祖辈是麻城人.谈到“根”在湖北,原国务院总理李鹏自述:“我的先辈是从湖北省麻城县城移民过来的……”后经麻城方面通过技术完整的族谱核查,确认与总理家的李氏家谱对接天衣无缝.像这样由鄂入川而可圈可点人物,大都集中在鄂东的黄冈市各县.如刘伯承元帅、罗瑞卿将军、张爱萍将军,还有著名作家李劫人、何其芳、艾芜、沙汀、马识途等等,不一而足。
●“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
还是以那个时代当事人的耳闻目睹来还原这段历史的真相吧！我曾读过《三省边防备览》一书.是当时一位在陕西汉中府当知府的严如煜（（~））,从官二十余年以亲眼所见整理了自己常在川、陕、鄂诸边地深山老林踏访迁徙移民们,写了此书.说他们不走大路,专走小路;不住客栈,只借宿“祠庙”、“岩屋“,或在”密林中“过夜;饮食极为简单,仅“取石支锅,拾柴做饭”而已.这些人“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做饭.遇地开垦,伐木支椽,上覆茅草,仅蔽风雨.”得忍瘴气、酷阳、冻馁、寒夜之困苦,又不得不负翻山越岭之劳累;久而久之背篓成了移民时沿袭下的载物之具;移民途中又不得不为途中意外身亡者披麻戴孝,荒山野林中到哪儿去找白布条？于是至今你还能在一些偏僻的蜀地,看到许多“老辈子”头上缠着圈白布巾的习俗,那就是因当年移民途中死人太多,只得经常头缠孝布备用,这样即演变成了多用途的头巾。
尽管如此风餐露宿即使是再艰难,这些移民们走的再远再久,也会念念不忘自己奉为至宝的三样家传---族谱、祖骸与画像,尤其是客家人.在此专门讲讲“祖骸”.即他们从祖地临行前都要到郊野自家葬地去发掘先父的遗骸,再把他其中一骨骼盛在一个所谓金缸里,由家中男人携带,妇女则肩挑其他一切用品才上路.入川后安顿下来,即挖墓穴下葬.另外还有将自己神主牌位以及香炉携带入川的,这表明客家人确实是汉民族中极重根的一个民系.
知道吗？如果你深入到四川的一些乡镇去“赶场”,经常会见到这类小吃:米饼,黄糕,盐蛋和炒胡豆.告?6?0你吧,这也是那个年代遗留下来的“移民食品”！米饼,那是客家人出远门必备的一种干粮.它用米磨成粉,再加糖成一种混合物,既干且硬,却具有易携带,易储藏,就食方便等优点;黄糕,广东人叫黄板,其色泽黄艳可炒煮食之;盐蛋有别于咸蛋,须泡得很久,食时仅沾点成味即可,但这一块盐蛋能管你舔上一个月不坏.可炒胡豆就很难吃到了,因它已由当初的小吃摇身一变,成了川菜烹饪中最有名并离不了的“当家”调料.猜一猜？答上了有奖！对,它就是四川的豆瓣酱.话说一位来自福建省汀州永定县姓陈的客家小伙子,当时随移民大军入蜀途中,因赖以充饥的胡豆进川后受到盆地潮气的侵蚀,很快发霉,不能食用,这点豆子是他仅剩的口粮了.否则,将闹饥荒.他思来想去,试着把生了霉的胡豆置于田埂晾晒,又以鲜海椒拌而食之,居然发现味道竟非常鲜美.故四川人民应感谢这位福建仔,偶然发明了这一伟大的调料！
至于说“为什么流浪？”下面,用民国时在四川称霸二十年、一个显赫而家喻户晓的家族史来解惑:或许是命运的安排,在明朝末年,张献忠正对全川大开杀戒之际.一位安徽籍的朝廷命官从老家徽州携妻带子,千里迢迢赶到雅安府赴任同知（知府的副职）.这不是往刀口上撞吗？的确,他们刚到就赶上张献忠的屠城,结果全家惨遭灭门,只有一个儿子侥幸虎口脱生;此人后半生隐姓埋名,在四川名山县生活了几十年;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果不其然,他的后辈真的时来运转了---那是从第五代“应”字辈开始的.大约在乾隆年间他独自来到大邑安仁后,其独子“朝”字辈“倒插门”入赘娶了当地胡姓乡绅富家女;自此这个“灭门余户”之家逐渐人丁兴旺起来……好了,揭晓谜底:直至第九代“文”字辈,出了闻名全国的大地主——刘文彩和大军阀刘文辉俩兄弟,随后第十代“元”字辈,出了个他们的侄子“四川王”——刘元勋,后改名刘湘.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刘湘亲自带兵出川奔赴淞沪战场（也许先祖被灭门,是他最坚决保家卫国的动力之一）.他领命担任堵击自金山卫登陆日军以保南京,并将川军五个师部署在了安徽的广德前线.大战在即,突然他胃溃疡复发,不能亲自指挥……结果开战后在川军打的最惨烈之际,他却“出师未捷身先死”.令人最为“泪满襟”的是:二百多年前,他的先祖刘觉忠携妻儿从安徽老家入川赴任,被惨遭灭门;而今,其第十代后人刘湘率军出川奔赴自己的袓地安徽抗日前线,却病故于此……这,算不算上是一种宿命？
●“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为了我梦中的橄榄树.”
新移民们到达四川后,又是怎样重建家园的呢？不忘祖地,牢记故乡,他们就连新聚居地所起的地名,也是将故土那相同或相似的名字,原封不动照搬了过来.就像李谷一唱的那首《乡恋》:“你的身影、你的歌声,永远印在我的心中……”多年前,我在四川德阳市居然见到一个与湖北麻城同名的“孝感乡”.再一打听,原来“此乡”正是从湖北原址移民来的彼乡！这些地名在四川各地都有,诸如叙永县的麻城乡;射洪县的孝感公社;阆中县的孝感公社等;甚至连故土的具体村头坝尾也记得十分清晰,诸如孝感细鼎子、鹅掌大丘、高阶堰、扒凿岭……四川民间现今还遗留着那时的一种类似明信片的物件,上有“麻乡约”几个字.这是“填四川”年间,移民从麻城入川后因思念故乡,为与故土亲人保持联系,或报平安、或叙家常、或送钱票等,这些事每年都选出一位讲公正、守信义的人,称之为“麻城乡约”往返于移民路之间,也就是说“邮递员”从那时就开始有了.再来瞧瞧四川人的日常习性与湖北人也是同出一辙.如饮食习惯,家家喜好腌制泡菜、酱豆、腐乳、腊鱼、腊肉、咸萝卜,嗜辣,自己动手酿造米酒、麦酒、曲酒.走路打背手,吃饭端碗喜蹲着,据说是押解路上养成的习惯,春节烧香向东方朝拜等等.此外,我发现四川的许多古镇还保留着楚式建筑风格,就连湖北古时乡村盛行的赶场（北方称赶集）,尽管在鄂早已不见踪迹,却在四川仍热闹非凡.难怪有“唐代文化在日本”、“明代文化在韩国”这么一说.恐怕如今要找“清代湖广文化”也只有去四川了.正是因这种迭代传承……以至于年抗美援朝前夕,解放军15军在四川大批征兵.入朝后由湖北红安籍将军秦基伟,指挥着这支带有“荆楚人血脉”的川兵,在上甘岭一役就打出国威军威,灭敌2.5万.（其军中英雄辈出:有用身体挡枪眼的四川中江籍黄继光、有潜伏时被烈火烧焦的四川铜梁籍邱少云,而且战役中,危急时刻拉响手雷、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等壮烈,成为普遍现象。）部队回国后曾一度驻扎湖北孝感.这些川籍官兵无不热泪盈眶,大有荣归故里格外亲之感.都兴奋地说：“终于又回到老家了！”
或许因“蜀道难”相对封闭的缘故,四川人与祖地湖北方言有着明显的差异.蜀语至今犹存与中原语序相左的“左言反句”,如仍把公鸡母鸡叫“鸡公鸡母”;将热闹说成“闹热”;喜欢为“欢喜”;把父母称做“妈老汉儿”;川话讲:舅母子半边妻,幺姨妹儿是各人的;老人公占儿媳妇便宜—烧火,故老人公又叫烧火老者;读书不认真---爬皂角树;男士非礼女士---擦油、占便宜;男女偷情----偷人等）.四川话多拖音,听起来像撒娇.“瓜娃子说你啥子好嘛？”四川人说一个男人是“耙耳朵”其实饱含赞许,怕老婆只因为爱老婆;水灵灵的川妹子又媚又辣,吵起架来“嘴巴狡”（能说会道）,当然,她们发起嗲来也无人能敌.
而湖北话则不然,在武汉,有种饮食叫“奇饭”,有种掩饰叫“冒得四”,有种扫地工具叫“条驹,有种小吃叫“乐干面”,有种拼搏叫“板沙”,有种骂人叫个“板马”,有种恶心叫“沃心”,有种失败叫“掉得大”,有种厉害叫“杂食”,有种调情叫“煤”,放纵叫“窝sei”,帅哥叫“体面苕”,夸奖叫“四辣个四”,佩服叫“火姐”,期待叫“你跟劳资等岛”……
爱拿省份耍笑,实际上自古有之……清朝文人李文凤在他的《月山丛谈》一书中说：“（清朝时）天下十三省,俗皆有号,莫知所始.如陕西曰豹,山西曰瓜,山东曰藤,河南曰鲈,苏浙曰盐豆,江西曰腊鸡,福建曰獭,四川曰鼠,湖广曰干鱼,两广曰蛇,云贵曰象.”给省份起绰号,确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但这些绰号不知道是谁给起的.两广的绰号是“蛇”,是因为两广盛产蛇类;陕西省的绰号是“豹”,是因为陕西省的山林里有豹子;山西省的绰号是“瓜”,是因为瓜是当时山西省有名的特产;苏浙的绰号是“盐豆”,是因为当时苏浙的小饭馆里大多卖盐豆这种小食品;湖广的绰号是“干鱼”,是因为湖广一带的人打的鱼多得吃不完,就晒成干鱼来吃;云贵的绰号是“象”,是因为云贵一带大象很多.只是,让人不明白的是,山东省的绰号为什么叫“藤”？河南省的绰号为什么叫“鲈”？四川省的绰号为什么叫“鼠”？福建省的绰号为什么叫“獭”？这些问题看来只能存疑待考了。
清朝时,有一种很流行的社会风气,不同省份的熟人遇到一起,总是拿对方省份的绰号来互相开玩笑.不过,有一点是例外的,江西省以外的江南人一般不拿江西省的绰号“腊鸡”来开玩笑.因为,“腊鸡”这个绰号在元朝时是整个江南的绰号.有一次科考时,一个云南人在考试时名次落在了一个广东人的后面,他就拿对方省份的绰号来开玩笑道：“人心不足蛇吞象.”“蛇”是两广的绰号,两广包括广东和广西;“象”是云贵一带的绰号,云贵包括云南省和贵州省.现在看看,那时的文人真是有趣,连开玩笑也那么文绉绉的,充满了文化气息.当时,拿对方省份的绰号发泄怨气在官场上是一种比较流行的做法.有一次,一个在京城做官的湖北人被一个福建的同僚欺负了,他生气地怒骂道:“天理难容獭祭鱼.”“獭”是福建省的绰号,“干鱼”则是湖广一带的绰号,湖广包括湖北省,意思就是说,你福建人欺负我湖北人是天理难容的事情。
在官场上拿对方省份的绰号开玩笑也是清朝的一种时尚.有一个四川的京官和一个广东的同僚关系很好,每次见面,四川京官总是和广东同僚开玩笑道：“委蛇、委蛇！”“蛇”是包括广东省在内的两广一带的绰号.广东同僚就笑着回敬道：“硕鼠、硕鼠！”“鼠”是四川省的绰号.两个人巧妙地运用对方省份的绰号来善意地笑骂对方,非常文雅.而且,这两个人无意中开的玩笑其实还是一副极好的对联。
●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
新移民们怎么安身立业？有许多人是靠着从祖地带来的“一技之长”而发家的.曾写过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此书文学价值及川味极足,我识川即始于它）的著名作家李劫人,祖籍为湖北黄陂县.其八世组李述明于清初入蜀时,沿途贩卖布匹兼行中医,后来在成都府华阳县定居,其三曾祖父李正康以教私塾、行医为业,开中药铺,专门出售湖北祖传的朱砂保赤丸,其父李传芳也靠此秘方行医兼教私塾,连他妻子也会制作此丸.以此财力供他年赴法国留学.驰名中外的曲酒“泸州老窖”创始人的先祖郭孟四,也是从湖北孝感入川的,他翻越隆昌山垭时,装行李的箩筐滚下山;无奈,不得已就地开荒定居云顶寨,历30余代,人丁达0多口,成川南大户人家.另外,成都闻名的小吃龙抄手和赖汤元,两姓先祖也是湖北孝感移民……
当然,也有一穷二白入川,后纯属踩了“狗屎运”的.信手拈来两枚:其一,巴县龙凤乡一入川移民龚姓人家,一直依靠放鸭为生.一天赶鸭子放牧,途经九里垭口时,见群鸭围着谷堆争相啄食赶都赶不走.他往谷堆下刨刨想看个究竟,结果挖起一堆金子.于是,龚姓买地修房.又在房前挖一风水池时,起获了一批金砖.大房子落成时,他特请一秀才撰了副对联,尤其横额很奇特,只4个字:文方鸟甲,并做成一块金匾,代代相传.你说说,这到底什么意思？其二,当事人是一位15岁从湖南安化来的移民少年谌安仕,来川在三台南路景福院官庙借住下来,并经人介绍到族叔谌益礼家打工;四年后的三月初五日那天,正是景福院一年一度的民间庙会,雇工一律放假上街赶会.他不休息仍然挑筐执锄,到一垭口去开荒;忽从荒地中挖出一盛满白银的石缸,他当即捡了一担挑至主人厅堂,又连续运回二担,并忠厚老实的他对主人说:“此银是在你土地上挖出来的,应由你主家所有,故而挑往叔家”.主人深明大义推辞不受,并说:此银由你拾得,实属侄之福分也,应由你所有……自此,他凭这笔意外之财,不仅成了亲、还购得田地,实现了获土地成自耕农的梦想;由于有这笔原始积累起家,再加年丰岁稔,经营得法,余积倍增,继而年年买,岁岁置,竟在数十年内相继置业数十余契,成为三台县南路远近闻名的一大望族。
以上讲的皆是离川较近鄂湘省份移民的事例,他们因地近来得早,把好地都占完了.那么对远道而来、晚到了的粵闽赣等沿海地区的客家移民们,怎么办？面对剰下的这些土壤贫瘠,黏性很强,透气性差,严重缺水,交通不便,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的荒郊野岭,又该如何生存？穷则思变,正好他们祖地两类适合在山多田少的种植物派上了“用场”.那是早在明代就由南美和东南亚引种于粤闽沿海的玉米和番薯,别小瞧这两“泊来物”,既可在山地照样长,还是救荒的好作物;尤其番薯可广种耐瘠适应力极强,具有无地不宜的优良特性,且产量之高,达到“一亩数十石,胜种谷二十倍”.可以说像红薯、玉米这类作物,在这些客家移民来之前四川旷古未闻,被他们引种后,既扩大了农业种植面积,又使四川由缺粮变有余粮而粮食外运.到乾隆年间,四川已成重要的粮食输出大省.这就是各省入川大融合带来的好处！事实上,这两作物引入中国后对“民以食为天”的人口增长起了关键作用.你看,元代中国人口数量才万,到明末人口则破一亿人,而至清乾隆时已跨三亿大关,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最直接和最看得见”的移民大融合结晶,就是鲜花盛开的果实---当今向西南看:川渝美女如云.而不再是“苏杭”了.怎么会这样？答案仍在融合！清嘉庆年间曾流行于成都的一首《竹枝词》云: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就是说一家中的女人,或嫁与陕西人,或嫁与江苏人,而娶来的媳妇亦或是江西人或是湖广人,家庭成员的原籍可谓五湖四海,当时已没有超过十世的“老成都人”了.说明那时成都真是五方杂处,各地人相互通婚自然天成.所以说,唯有融合才会产生激烈的碰撞,唯有融合才能吐故纳新,唯有融合方可海纳百川……
这不正是闽籍客家入川的后裔、四川人最引以骄傲的大文豪郭沫若,在他中国新诗奠基之作《凤凰涅磐》中所表达的寓意吗？天下填四川,尤如凤凰之涅磐——涅盘是浴火重生！涅盘是脱胎换骨！涅盘是破茧成蝶！涅盘是潜能发挥到极致,涅盘就是震撼的美！
（参考资料：《大变迁：“湖广填四川”影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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