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注：爷爷去世已有多年了，回乡时，每逢站在墓草齐膝的坟茔边，耳边常响起爷爷曾经说过的一些话语，为恐随着岁月时光的飘散，这些话语也永远地煙灭消失，现就利用空闲时间记录下来。本文不求文笔的流丽，只作一个忠实的记录，把一位乡村老人在饭余饭后、村间地头边所说的一些村言俚语，变成一段朴素的文字介质，保持一段有记忆价值的乡村史料，为爷爷所走过的那个峥嵘时代，留下一痕浅浅的印迹。
（接上篇）
爷爷说和国民党地方武装部队打仗，总是先一阵猛打，然后吹响冲锋号，全体人员一起大喊“放下武器，缴枪不杀”，国民党兵举手投降的就一大片，战斗也就基本结束了。
国民党失败的第二点就是很招惹老百姓的恨。爷爷说，国民党外地部队一进村庄和日本鬼子没什么两样，漂亮一些的女人都要躲起来，不躲起来就会遭受侮辱，有好吃的，如鸡、猪、腊鱼、腊肉、好酒都要藏起来，不藏起来就全被国民党兵吃光了，要是反抗，弄得不好他们还要打人，放火烧屋。
我村子里的老人也说，国民党兵的鼻子比猫还要灵敏，他们都有一项特殊的专长，到乡下不论谁家的腊鱼、腊肉藏在多么隐蔽的地方，他们都能找得到。爷爷说，我村远光叔他爷爷把一条五斤多重的过年腊鱼用布卷起来，藏在牛圈稻草堆中间，居然也被国民党兵找到了，当时村人们都不禁目瞪口呆，不得不佩服这些家伙确实厉害。每逢国民党兵一来，村民们都是躲为上策，爷爷说，当年大爷爷（邓春菊）告诉他，我村有一年老人，国民党兵进村，他没上山去躲，也没有去村口迎接，而是牵牛到池塘饮水，结果就被国民党兵给杀害了，说他大模大样的，是共产党。
爷爷经常说，老百姓对国民党兵十分愤恨，他们有枪有刺刀，当面不敢做声，背地里常常主动把国民党军的情报告诉新四军，有多少人，多少条枪，当官的住在哪里等等。到晚上，国民党兵都在打呼噜睡觉，忽然枪一响，新四军到了，那些国民党兵不是慌忙地逃跑就是乖乖地当俘虏。国民党兵常称新四军为神军，一夜百多里的路程，总是说到就到的。
共产党、新四军比国民党兵要讲道理，讲信用一些，当时两方的部队都需要人力，都要请人帮助挑枪炮弹药，乡下叫“抓伕子”。国民党兵只要一找到人或是抓到人，就不放过你，一直跟着他们挑下去，除非你瞅空能逃得走。而共产党不同，事先说好部队有困难，帮助挑多远路程，比如说三十里，只要到了三十里地，就叫你回家，有时还有钱付。
解放战争初期，大约是在年，国民党部队集结30多万兵力合围华中地区的新四军，新四军为了能快速突出重兵包围，对部队进行了大量精减裁员，爷爷当时因长期缺乏营养，长期夜里行军走长路，患上了夜盲症，晚上行军时要人扶，行动不便，就在上级安排下遣散复员了。
当时家乡里有国民党的保安团四处捕杀共产党人员、新四军战士，爷爷有家不能回，一次夜晚摸回家，听到屋里有人说话，是保长上门要大爷爷交出人来，爷爷只好藏在房屋后沟里，待保长他们走后赶紧离开。那时新四军全部撤走了，到处都是国民兵，到处都在叫喊捉共匪，杀共匪，国民党的杀人场就设在白水村老桥头下的河沙滩上，每隔几天就有几个五花大绑的共产党人在这里被杀掉，有的人是用刀砍死，头还吊在电线杆上。爷爷只能在离家几十里外的青石、刘河、蔡寿一带流浪躲藏，白天下山找些吃的，晚上跑到山上去睡觉。爷爷说那时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人放哨，晚上怕野兽袭击和来了敌人，不敢在树下睡，只得爬到合抱围的大樟树上藏起来，用腰带把自己和树桠绑在一起，然后睡觉时才不怕睡着了掉下去。爷爷白天到山下给人作短工不要钱，只要吃的。后来，爷爷在青石镇芭茅街村（现叫张河咀村）认识了一位好心的大娘，用猪肝、猪腿煮勾藤彻底治好了爷爷的夜盲病症。爷爷说他在那时候大病一场，后脑袋的头发都掉光了，是这位好心的大娘悉心照料而使爷爷身体康复。后来爷爷就拜这位大娘为干娘。我小时候见到过这位婆婆，爷爷为报答她，曾把她接到家中住了一段时间。她大约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去世的，但我家和这位婆婆的后代直到现在还有礼仪来往，这位婆婆的孙子叫张河园。
淮海大战之后，国民党广西佬都向南撤走了，家乡各地的甲长、保长一看大势不好了，再也不敢捕捉和杀害共匪和新四军了，对新四军家属人家说话也要和气一些，一些老年乡绅这时也常劝保安团的刽子手们：“你们杀共匪杀得完吗，延安，北方有几十万几百万的共匪，你们杀得完吗？还是要积积德留条后路吧！”。爷爷回到家乡，已是二十多岁的人了，要成家立业。他想拜本村一位老木匠邓仪润为师学木匠手艺，但老木匠说爷爷是当过兵的，怕人不踏实，当时乡下人对当兵的存有很大偏见，说什么“好铁不打钉，好儿不当兵”。邓仪润老师傅就提出一个条件，要爷爷先给人家放一年牛，能吃得下这个苦，能收心就教他。爷爷答应了，就给王榜湾一户地主人家放牛，做长工，老老实实做了一年的农活，老木匠邓仪润看出爷爷是能吃苦的人，就收他为徒。
爷爷很有做木匠的天赋，也算是闯过四方，见过大场面的人，在木工手艺上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在老木匠的细心指教下，爷爷的手艺越做越出名了，终于成了附近一块最有名气的木匠之一。而且他也带了很多徒弟，我村附近一块的木匠很多是爷爷的徒子徒孙。
五十年代家乡办互助组，搞合作社，大炼钢铁，爷爷正值年轻力壮的时候，又有木工手艺，每次当地干部总是找到他。爷爷说大炼钢铁时从干部到社员，人人真是干劲冲天，都不知道累，没日没夜地干，风风火火，热气朝天，他那时候是负责安架炼钢炼铁炉，人在炉上抡锤子，炉子还没安好，下面的人就等不及了，就开始点火了，差点烧掉了他的裤子。爷爷说大炼钢铁都是急性子，干劲大，可是没有技术，全都是蛮干，我村后山上原来水桶粗的树满山都是，为了炼钢铁全砍光了，可是最后炼出来的钢铁不合格，做不了什么用。爷爷说，五十年代蕲春、黄梅、广济几县几十万人修长江大堤，那是最艰苦的水利工程，当时没有任何机械和车辆，全像蚂蚁搬家一样靠人多，用锄头和扁担、筦箕筑成了高大坚固的长江大堤，保证了以后长江不再犯涝，几百里的水洼地变成三种三熟的良田，这么多好田好地该要养活多少穷苦农民啊，而且沿江人民不再受淹，可以安居乐业地过太平日子，爷爷他那一辈的穷苦老百姓对毛主席、对共产党的恩情，是发自内心的感激，尽管后来他们不断遭受到错误政策所造成的痛苦。长江大堤这个巨大的水利工程，老百姓付出巨大的牺牲，爷爷说，工地上很多人都是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艰苦劳作的，下雪天在江堤下吃午饭，很多人冻得筷子都捏不稳，只敲得饭碗空响。这个水利工程使后代的人免去了不少后顾之忧。爷爷说只有共产党，只有毛主席才有那么大的号召力，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干出一件又一件的大事，当年解放前国民党想从张榜乡修一条公路，工程不大，结果修三次都失败了，国民党号召不了民众，乡村各处都是一盘散沙，就是甲长、保长带保安队勉强拉来几个人，干不了几天就一哄而散人都跑了。后来在家乡的白水河改造、荒滩改良田的工作中，在家乡的狮子堰水电站的建设当中，爷爷都在里面干了好多年。
五十年代后期，58年，59年，60年，由于中央大跃进政策的冒进错误、苏联老大哥的翻脸和连续的自然灾害，全民吃大食堂，农村老百姓们只能吃米糠、吃野菜、吃树皮、吃观音土，很多人吃谷糠吃得解不出大便。三年困难时期，田野里能吃的野菜全挖光了，能吃的嫩树稍全摘光了，好多人得了水肿病，又黄又肿的，有一些人活活地饿死，我家乡这三年几乎没有新的人口出生。那一段关于饥饿恐怖的记忆，永远地留在爷爷他那一辈人的心里，他们几十年后想起来都心有余悸，也是他们那一辈人教育后代孩子们要爱惜粮食的公共教材，反反复复地不知说了多少遍。
到了六十年代以后，爷爷说，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让吃饭的问题得到了缓解，粗粮伴野菜基本能吃得个半饱。爷爷为了怕家里人饿饭，想尽了办法，他那时被抽调到公社里的木匠组做工，每个月有三十斤谷，要比一般农民要好些，那时生产队里的一个壮年男劳力一天只有七两谷，女劳动力和差一些的劳动力又要少些，爷爷因有手艺，要比在生产队里多三两谷。奶奶到狮子堰水电站找到爷爷，说是男劳力不在家，生产队里的食堂不给我妈妈和姑姑她们打饭，爷爷生气了，就丢掉木匠组里的职位，回乡也做生产队里的农民了。他白天和其他生产队员一起上工，晚上回来开夜工做木工活，做饭盆、做洗脸盆、做洗澡盆、做椅子、做小凳子、做粪勺……然后天不亮拿到白水、青石等地方去卖，去和人家换粮食，他说要是天亮了还没卖掉就只好扔进白水河里，被干部看见了是要被批斗的。在六十年代里，爷爷用他的勤劳使家里人免于饿饭，也接济了一些比我们家更困难的人。
爷爷说，解放后不好的事情是从57年“反右倾”开始的，先是搞“大鸣大放”运动，说是只要对共产党有意见，不管是好的意见还是坏的意见，也不管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一概大力欢迎指出来。这样，当时对社会上不满的意见就很多了，说共产党不好的意见也很多，有些也不一定是正确的，特别是社会上有知识的人员，讲的最多。没想到后来风气突然一变，那些讲了很多意见的人被定为右派，受到打击。爷爷说我乡枫树村茅垅湾有位教师，在向桥中学教书，说了不少对共产党的意见，后被人拿砖头砸他的嘴，嘴都打歪了吃不了饭。爷爷说这件事做得很不对，不可理解，已完全不是他当新四军时共产党的作风，从这以后，58年，59年，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国家不好的事接连发生，都是从57年起根的，爷爷经常这样说。
“文化大革命”时，爷爷也无端地受到冲击，新四军五师突围前有计划安排的退伍复员人员，竟被上面来的一个姓刘的文革派诬谄为是“大别山十万叛徒”，在公社礼堂开批判大会，要爷爷他们一些人下跪认罪，爷爷当时据理力争，用毛主席的话和他们辩，说要讲实事求是，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不要主观主义，他讲明当时的形势，人多走不动，突不出国民党几十个师的包围，他们当时都不愿离开经过生死考验、患难与共的上级和战友，很多人离开队伍时哭了，有些人员一离开大部队就被国民党抓住杀了。但是没有办法，是上级领导开会做思想工作，要老弱病残的人员脱下军装，复员退伍做老百姓，避免这些新四军人员的重大牺牲，为以后的胜利作准备。当时所有的好枪集中，坏枪砸掉或是埋起来，藏起来，子弹全部上交集中，交给那些身体好的、会跑会爬的战友，新四军是用这个办法才成功突出了重围，在事实面前，文革派理亏了，爷爷坚持没有下跪，批判大会就只好草草收场了。爷爷说他当时很不走运，得了夜盲症，一到天黑就看不清东西，要人牵着走山路，不然是轮不到他复员的，那个营长很喜欢他，说他机灵，没得夜盲症前他是给营长当警卫员的，解放后，爷爷特意打听了，那个鲁营长后来在广州军区工作。要不是夜盲症，爷爷说他要么是为革命牺牲在战场，要么就是在城里工作，而不是当一辈子的农民、做木匠。
爷爷青壮年时脾气很暴躁，但他认为这样的脾气不好，晚年就变得好很多了，他常常在吃饭的时候教育我们，“忍耐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说做人难就难在一时之气难忍，只要忍住了，对于以后就是好事。
爷爷说他是过了新旧两个社会的人，经过对比，说共产党新社会有好几个地方比国民党旧社会要好。一是新中国的医疗搞得好，旧社会人为什么容易穷？很多人家庭原先比较富裕，可是人一病，找郎中看病费用很大，就得卖田卖地，旧社会的中草药总是不灵，结果多数是人和田都弄没了。二是电灯电器那是旧社会没得比的，旧社会晚上出门总是打火把，结果总是不小心烧了山林和柴草房屋。三是解放后新的谷种和红芋种搞得好，产量大大提高，救了好多人的命，旧社会的红薯是苦的，吃不下，解放后换了新的品种，很甜。
爷爷一生敬重毛主席，他说毛主席的话服人心，会背好多毛主席语录，比如“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不要主观主义”、“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走群众路线”、“一个好汉三个帮”、“做有益于人民的人”、“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反对官僚主义”、“共产党官兵一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毛主席语录贯串了爷爷的大半生，也可以说是爷爷受到的唯一的文字教育，平时说话时爷爷经常引用毛主席语录，考虑问题时爷爷也常常是带有一些朴素辩证法的，所以在乡里老一辈文盲村民中，爷爷还算是有知识有威望的人。
爷爷说，毛主席气概大，说话服人心，恐怕中国今后再也难出这样伟大的人。但他对“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和文革时的乱斗干部不满，不过公平地讲起来，那时候社会上的风气比现在要单纯要正派，要好很多。
参加新四军是爷爷一生最为光荣，最为自豪的事，也是最为艰苦的一段经历。在我的记忆里，在家乡的日常生活和田间劳作之余，爷爷常常谈起这些经历，虽然时隔几十年了，可是爷爷对当年行军打仗的一些细节却是记忆犹新，说起来就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常常令人们佩服。我的名字原叫建军，后来改为新军，除了因袭农村古老的习俗和辈份排行外，恐怕也与爷爷怀念他在新四军队伍里的那一段光荣、艰苦的岁月有关吧。
爷爷对土地感情很深，常说农民就是土里刨食，只有懒人没有懒地，走遍天下只有勤苦下力地做事，才能发家致富。在我很小的时候，爷爷就带我到田畈里去拔草喂猪，说是勤快是要从小养成，小时没养成爱劳动的习惯，长大了就难改。我六岁时，爷爷特别给我准备了小锄头和粪筐，到村子里捡猪粪作肥料，并买回了甘蔗作为奖励，每捡回一筐猪粪就叫奶奶给一筒甘蔗我吃。改革开放的头一年，生产队里分田地，爷爷一夜没睡好觉，天没亮就摸黑跑到自家分到的田里劳作起来，结果天亮一看错了一陇，在别人地里做了半天工，闹了个笑话。
爷爷一生没念过书，他认为土地、读书和娶亲成家是人的三大事情，他很瞧不起荒了自家田地的人，说是败家子。对于我的读书，他很关心，上一年级和上初中，他亲自送我上学校，上初中时他给我打了口木箱子，用扁担挑着送我到向桥中学报名。爷爷经常讲过去睁眼瞎，算不来账的人，是多么地吃亏和难堪。对于村子里哪家孩子想读书没钱交学费的，爷爷很乐意帮忙。对于别家孩子的说媳妇、结婚，甚至兄弟间分家的调和，他都愿意帮忙，他认为这些都是人生中的大事情。
爷爷晚年风湿病经常发作，我给他买了当时很有名的一种“**频补仪”，可是效用不大，他的眼睛视力下降，不能下地锄草，我照着广告上给他买了日本眼药，也是效果不怎么好。爷爷没有儿子，我妈妈是在家招亲的，当我要回家做房子时，爷爷非常高兴，因我们在外打工，爷爷不顾年老力衰帮着做活儿。他身上发痛，听家乡人讲土单方，说五毒酒能治风湿痛病，爷爷自己配五毒酒治风湿，那种酒中有蝮蛇、蜈蚣、蝎子等有毒东西，对人有没有毒副作用，也没有经过资深医生的鉴别，这也是乡村生活中的一种局限，我估计那种酒是有毒副作用的，可是因当时不在爷爷身边，也无从阻止。爷爷后来因患咽喉病，于年农历正月初九晚上十一点钟去世，享年85岁，葬于村东南乌龟脚山山腰间。古角山松柏苍翠，远望如屏，白水河长流不息，一路向前，家乡的风貌越来越好了，愿爷爷在地下长眠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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