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黄河而知中国,治洪水而兴国运

中华文明史，上下五千年，几乎也伴随着一部生动的治河史。与中华民族悠久、辉煌、智慧、生动的历史同步，黄河治理所形成的治水文化，是中华文明丰富精神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河南省武陟县城东南、黄河下游北岸不远处，有一个占地余亩、红墙蓝瓦的古建筑群。它是清雍正皇帝为祭祀河神、封赏历代治河功臣而特下诏书建造的集宫、庙、衙为一体的庙观，其正式名称叫作“嘉应观”。最令人瞩目的是进门后迎面的御碑亭，亭子正面迎门的柱子上，黑底金字书写有一副楹联，道：“河涨河落，维系皇冠顶戴；民心泰否，关乎大清江山”。

嘉应观御碑亭

这副20字楹联，可谓一语中的，表明清朝统治者对治理黄河保安澜的认识，也代表了自古及今历代对黄河治理的重视。

临黄河而知中国。中华文明史，上下五千年，几乎也伴随着一部生动的治河史。与中华民族悠久、辉煌、智慧、生动的历史同步，黄河治理所形成的治水文化，是中华文明丰富精神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明曙光光耀于大河之畔

据历史考证，在距今约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黄河两岸繁衍生息。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存，成为中国旧石器与新石器时代的分水岭。黄河及其广大的流域地区，诞生了黄河文明，哺育了华夏民族。这一民族瓜瓞绵延、文明永续、文化丰厚，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大禹治水安三代，开始了夏商周及之后中华文明的各个朝代的辉煌篇章。

中华民族在黄河之边的繁衍以及与洪水的抗争，展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

史书上最早记载与洪水斗争的是一位叫作共工的人物。相传，共工是炎帝的后裔，其氏族封地有一部分临黄河，一到雨季洪水就泛滥不已。传说共工治水采用“壅防百川，堕高堙庳”（《国语·周语下》）的策略，就是水来土掩的方式。共工治水颇有成效，深得当时众部落的拥戴。

稍后于共工的，是鲧。这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鲧是颛顼帝的后裔，生活于帝尧时代。史书记载中，这是一个“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的时期，于是帝尧询问“群臣四岳”。这些人一致推举鲧，尧帝则认为“鲧为人负命毁族，不可”。但在群臣的坚持下，最后尧还是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任命鲧来治水。结果“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帝尧盛怒，“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史书认为，鲧的失败是因循守旧造成的。他仍采用了共工的老办法，所谓“鲧障洪水”“鲧作三仞之城”，大概类似于我们今天南方的江圩，用堤坝把居住区和田地围起来，以抵御洪水。一旦有较大洪水来袭，势必造成决口泛溢之虞。

这时，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人物——大禹出现了。

《史记·夏本纪》中描述：“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是一个德高望重、言行举止成为当时社会规范的人物。大禹在总结鲧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变堵洪水为疏导河流，使水利于灌溉，变害为利。他“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铸九鼎”“开九州”，所以，我们中国又称为“九州”；他为了治水，“劳身焦思”，三过家门而不入；他劳作时会把自己变成一只熊，妻子喊他吃饭，他一出现把妻子吓得变成了石头，他的儿子就是在石头中诞生的，所以起名为“启”。

正是因为大禹治水时间长，成效显著，又建立制度规范，设立九州，威望达到空前，所以禹的儿子启继承王位，中国远古延续千年的禅让制走到了尽头，家族相承的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

大禹不畏艰辛、不辞劳苦、以德而立、勇于创新，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

中国英雄故事、神话传说大多都与大自然相斗争有关，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等，无一不是在面对强大自然灾害时执着顽强，虽然很多带有悲剧色彩，却也形成一种精神力量，始终鼓舞着我们华夏民族不畏天命、英勇斗争，直到今天。

天府之富，得益于大河之利

众所周知，“天府之国”是今天四川之谓。事实上，历史上被称为“天府之国”的还有渭河之滨的关中平原。

在评说黄河功过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说法，称黄河洪水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而另一种说法，称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母亲河与心腹之患，哪个说法正确哪个说法谬误呢？或者说，利与害之比，该如何界定？

首先，黄河洪水泥沙造就了广大平原，为华夏民族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黄河从中上游峡谷冲出太行山后，左有太行、燕山山脉，右有大别山脉，中间部分有以泰山为顶点的鲁中丘陵，在这三个高点之间，是广大的低洼地带。据地质学考证，整个华北平原和黄淮海平原，基本是黄河洪水泥沙泛滥淤积而成的。这个泛滥范围，造就了大约25万平方公里的平原地区，使中华民族活动范围从狭窄山区扩大到平原。这一区域，加之水文概念中黄河流域的79.5万平方公里，一共有大约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这一地带的土壤气候等各种适宜条件，对于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发展功莫大焉，是其他地域难以比拟的。

源远流长，可得水之利。尤其在黄河众多的支流河畔，洮河、湟水、渭河、汾河、泾河、北洛河、伊河、洛河、沁河、大汶河等河谷地带，相对来说，人们取水方便、灌溉便利、交通通畅，军事方面易守难攻，由此形成浩若星辰的繁荣地带，留存了无数的远古文明足迹。

幅员辽阔，可得土之利。广阔的黄土高原、华北平原、黄淮海平原，十分适宜人类早期的生活居住，如史念海先生《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一书中经考证认为，当时的黄土高原比现在侵蚀面小，相对平坦，多地拥有原始森林和广袤草原，周、秦、汉时期，是十分适宜人类生存的较好地域。比如黄土高原的窑洞，易于挖造、冬暖夏凉，在建造材料缺少、技术水平不高的古代，相较于其他地区，黄河流域生活的安全度、舒适度更高。

气候适宜，可得天时之利。黄河流域大多处于我国季风气候带，四季分明，雨热同期，巨大洪涝灾害相对较少。据气象学、地质学考证，夏商周时期，黄河流域气候较之今天更加温暖，雨量更大，无论是农耕还是游牧，都十分适合人类的生存发展。

这就不难明白，为何我国公认的八大古都中，郑州、安阳、洛阳、长安和开封五座都城都坐落于黄河流域了。这些都会，代表了五千年华夏文明中三千年的辉煌。虽然黄河及其众多支流经常发生洪水，甚至一次次冲决堤防、湮没都市村镇，但是，顽强的人们还是一次次在洪水泥沙上开疆拓土，建造都市，创造文明，延续血脉。

其次，黄河流域水利是悠久的中国农耕文明的基础，流域各方治水兴利、富国强兵，为大一统的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

战国时期的“疲秦之计”是一个经典史实。在战国纷乱争雄的进程中，秦国经几代努力，国力逐步强大，从关中西部、陇东一个荒蛮小国发展为国富兵强的春秋五霸之一，再到战国七雄，最后一统天下，这其中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是经济实力是其强大的后盾力量，而水利则为其经济实力发展发挥了不可代替的基础作用。

到了秦王嬴政时期，“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扫清六合、一统天下势不可挡。在这一进程中，保证物资对战争的供给成为迫切要求和必然选择，因此兴修水利、发展经济是其重要战略之一。

此时，在秦国之东的韩国，对秦国的野心和自家所处首当其冲的位置十分清楚，知道自己无法与强大的秦国抗衡。为了保护自己，韩国国君采纳“疲秦之计”，即投秦国兴修水利之好，希望秦国把主要精力和财力投入水利工程兴建，用以消耗秦国国力从而保全韩国。于是，韩国派遣了水工郑国到秦国游说兴建大型水利工程。此策正合秦王之意，便委任郑国负责此项工程。但是在工程开工不久，这个计谋被别人识破并告知秦王。于是秦王大怒，要杀死郑国。面对死神突然降临，郑国却显得从容不迫，道：“臣始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郑国的这番辩解，特别是其中的深谋远虑，打动了嬴政，“秦以为然，卒使就渠”，继续这一水利工程建设。《史记·河渠志》记载：“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这一“疲秦之计”反倒成为兴秦之策，加之都江堰以及此后沟通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灵渠的建设，这三大水利工程是秦王朝奠定中国大一统格局的最伟大贡献之一。

到了汉武帝时，延续了关中平原水利工程的开发事业。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在郑国渠之南，又开凿了白渠，工程建成后效益巨大。有一首歌谣这样唱道：“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锸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苗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这首歌谣，对泾河多泥沙的特点和优势以及白渠建成后京都繁荣的面貌，都做了较为形象的表述。

此外，历史上，黄河水利在交通航运方面也是成就斐然，以黄河为中轴线兴建的水路交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比如，隋朝开凿的通济渠和永济渠，史书曾多予评述。通济渠是联系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的纽带。这一工程首先“自西苑（洛阳）引谷、洛水达于河”，然后“自板渚（今荥阳汜水镇东北35里）引河通于淮”，再从淮水之南“自山阳至扬子江”。工程长度总计约余里，形成自东都洛阳至江南的交通要道。

而永济渠则是通向北方的重要水路，隋朝称之为“御河”。《隋书·炀帝纪》记载：“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渠长余里，从黄河和沁水大致经汲、黎阳（今浚县）、内黄、馆陶、长河（今德州）等地至天津附近，再西北行，达蓟城。隋炀帝进攻高丽时，不仅亲自乘坐龙舟北上，还曾征发江淮民夫、船只以及洛口等地仓米至涿郡。永济渠通航能力相当可观，特别是其在沟通中国西北与中原再达南北，交通运输效益十分显著。

从神话英雄传说，到文明来临的夏商周，再到秦汉唐宋，在华夏文明的漫长时代中，其主要内容和辉煌篇章，几乎都发生在黄河流域。以这些为主线展开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化，应该说，就是黄河文化的根和魂。黄河文明，是始终发展、从未间断、延续至今的文明。

那么，为什么又称黄河是中国之忧患呢？

洪旱之灾，忧患于大河之下

前人称黄河“善淤、善决、善徙”，这是黄河下游河道特点的真实写照。阅览前世，黄河洪水泛滥和大旱的灾情不绝于史书。

据史料不完全统计，自公元前年有史料记载黄河决口改道至年间，黄河下游决溢有一千五百多次，大的改道有百余次。在以郑州为顶点的扇形平原上，北至天津、南抵江淮的黄淮海大平原上，到处都有黄河决口改道的痕迹。西汉时，黄河下游普遍修筑堤防，开始形成“地上河”，决溢次数逐步增多。东汉王景治河后，河患相对减少，人称“王景治河、千年无患”。北宋以降，历金、元、明、清包括抗日战争阶段，决溢频繁，洪水泥沙俱下，冲淤之处良田尽毁、城乡湮没，饿殍满地、哀鸿遍野。

“道光二十三，洪水涨上天。冲走太阳渡，捎带万锦滩。”这首民谣说的是年发生于黄河中下游的一场特大洪水。据当时官方上报的万锦滩水情记载：“黄河于七月十三日巳时报长水七尺五寸，至十五日寅刻，复长水一丈三尺三寸，前水尚未见消，后水踵至，计一日之间，长水二丈八寸之多，浪若排山。历考成案，未有长水如此猛骤者。”这场洪水导致豫皖苏3省一带一片汪洋，约30余州县受灾，仅河南省内被淹村庄就多达个。

除了“天灾”，敌战双方“以水代兵”、利用黄河攻击敌人的事例更为黄河蒙上层层阴影。公元前年，秦军大将王贲决堤淹大梁，魏国百年大梁城毁于一旦，魏国灭亡；年，宋东京留守杜充为阻止金兵南下，决堤大河，黄河改道由泗入淮；年，明王朝为阻止李自成军，决开黄河，洪水直冲开封城北门，城中居民无处躲藏，水深数丈，开封几十万人陷于灭顶之灾，只有三万余民众幸免于难。

自然的因素，人为的原因，加之黄河本身洪水泥沙的复杂特性，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人们面对黄河决口无可奈何，谈河色变。治理黄河水害，也成为当政者和布衣百姓的夙愿。

江山永固必治河于上下

黄河是世界上最为复杂难治的河流。我们的祖先从未停止探索治理黄河的思考与脚步。

我们远古先人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与洪水抗争，只能“择丘陵而处之”。后来有了农耕生产，选择定居，建筑村落，于是有了共工、鲧的采用“堵”“障洪水”的方法来暂时保障一方安全。从“跑”到“堵”，这是人们抗争洪水方面迈上的第一个台阶。从失败的教训中，大禹总结出“疏”的方式，利用“水流就下”的规律，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在治河思路上又上了一个台阶。

但是，仅靠“疏”不能约束水势、控制河路，在大禹时期，下游地广人稀，可以任洪水四流，不与水争地。随着社会发展、人口增加、都国成型，人们已然不能任由洪水、河流四处游荡，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实现堤防，秦汉以降，黄河堤防得到进一步发展，提高了防洪的能力，并且一定程度上控制了黄河的流路。

堤防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洪水，但是，黄河含沙量高，水量不足携沙入海，日积月累，造成下游河道淤积、河床抬高，形成地上“悬河”。黄河又是典型的季节性河流，每遇洪水，河道不能满装来势凶猛之水，溢、冲、决成为必然之势。决溢愈多，为害愈烈。

所以，自汉之后，又有了“分流”的主张。认为黄河决口为害的主要原因是下游河道在汛期泄洪能力不足，应当通过分流，即多开支流来分减水势。这一观点到了宋元时期占了主导地位，并付诸实施。

分流方略不能解决泥沙淤积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较好解决防洪和黄河治理问题。到了明代中叶，潘季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堤束水”“束水攻沙”“以清释浑”等一系列主张，束水攻沙，以较大规模水势携带泥沙入海，“以河治河”的思想显现出来。

民国时期，西方现代水利理论和实践引入我国，以李仪祉先生为代表的现代水利学派对黄河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入系统，设立了现代水文测报，出现了众多科学家深入黄土高原研究多沙粗沙特性，还有科学家远在德国进行室内模型实验等。在这些研究实践的基础上，逐步提出上中下游结合、治标与治本结合、治水与治沙结合、除害与兴利结合等雏形的综合治理方针。

从跑、障、疏、堤、分、束到综合治理，饱含了中华民族对这条大河的愿景和不懈探索，看似山路弯弯，但是一步一个脚印，随着时代的前进、社会的要求而逐步深化和提升。

在治理黄河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出现了众多奋不顾身、埋头苦干、孜孜不倦、毕生探索的人物，他们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闪烁于曲折的治河史册之上，光耀于中华文明灿烂的银河之中。

明朝水利专家潘季驯可以说是其中优秀的代表人物。他不循旧规、不惧谗言，穷毕生精力探索黄河规律，亲访当地农民和老河工，提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治河主张，形成完整的“束水攻沙”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最后一次担当河事时，已是古稀老人，却仍“日与役夫杂处畚锸苇萧间，沐风雨，裹霜露”。有一次船翻人落，潘季驯被河边树梢挂住才幸免于难。经过潘季驯的努力，黄河河道基本稳定，一直延续到清代后期。

历史上，黄河的治废与否，与国运昌衰、政权稳乱之间，有时有着密切的联系。河宁天下宁，世治则河治。历代王朝对于抗洪治河十分重视，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很多时候帝王还亲自下诏，甚至亲临抗洪前线指挥。

汉武帝不仅亲自参加了黄河下游瓠子堵口，还赋诗《瓠子歌》一首，诗中唱道：“瓠子决兮将奈何，皓皓洋洋兮虑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平，功无已时兮吾山平”。诗的最后，“宣防塞兮万福来”，表达了山河无恙的美好愿望。

雍正帝胤禛在康熙朝后期抗击大洪水的过程中得到锻炼和考验，几乎是从抗洪一线步入皇宫大殿、加冕皇冠的。据载，康熙六十年到雍正元年，即从年到年，短短三年间武陟黄河先后5次决口，康熙指派胤禛亲临堵口。不久，康熙帝崩，胤禛即位，年号雍正。雍正继位后的元年，便命兵部侍郎、河道副总督嵇曾筠加固堤坝，并为他在亲王位时曾经在此奔波抗洪的一段堤坝题名为“御坝”。

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黄河治理始终是国家战略要事。但是，因为自然因素、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制度等条件约束，黄河宁天下平的美好愿景，却始终只是一个宏大的梦想，在中华民族胸怀中萦绕。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央人民政府便着手黄河治理开发大业。年，嘉应观作为治理黄河指挥部，开始了人民胜利渠工程建设，并迅速完成。年，毛泽东视察黄河，在刚刚建成不久的人民胜利渠水闸上，亲手摇动摇把开启闸门，并感慨道：这样的渠道，一个县有一个就好啦！巡视离别时，他还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

从此，黄河治理开发保护开始谱写新的伟大篇章，黄河一步步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来源：团结报、云赏黄河

发布：华夏文化融媒体中心

责编：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