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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四方面军的成立

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宣告成立。

选择这个日期,因为这天是十月革命节。苏联“十月革命”于年11月7日、即俄历10月25日成功,以后这一天即成为十月革命的纪念日。

至于地点,则是因为七里坪乃当年黄麻起义队伍首次集合攻打黄安的出发地,因而也是大别山区第一支工农红军的诞生地。

红四方面军由原红四军和十月间新成立的红二十五军组成。

红二十五军于十月间刚成立。军长旷继勋,政委王平章。是整编皖西的地方武装和赤卫队而成。计划编三个师,但两个待编,实际只有一个师。

而且因为远在皖西,部队刚编成,人数也有限,诸多不便,所以并未出席七里坪的大会。

红四方面军成立之后,也是总部带红四军单独行动,红二十五军继续留在皖西活动。

所以事实上相当于红四军自己升级了一下番号而已。

原四军军长徐向前任方面军总指挥兼四军军长,原四军政委陈昌浩任方面军政委兼四军政委。

这样,四军军部直接升级为方面军总部,就没有军部了,直接由方面军总部指挥。

这就是红四方面军成立的情况。

看起来似乎有点多此一举,还是那些人,基本上还是原来的组织架构,只不过名义上多了一个师(二十五军只有一个师)而已,但其实大不同!

有了这个番号,这就相当于支起了一个更大的架子,在这个基础上,扩红招兵,发展部队,才顺理成章;而且,一个空旷的大架子,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是一种气场,呼唤并推动着部队的发展。

至于对内对外的政治意义,更是不可估量。

红四方面军军旗

2、红四方面军的来历

红四方面军的起点是黄麻起义的农民自卫军。

八七会议后,黄、麻两县县委在湖北省委的指示下,先是组织了“九月暴动”。

九月暴动是黄麻地区武装斗争的首次行动和尝试,虽以失败告终,但作为前奏,为接下来的黄麻起义在各方面打下了基础。

“九月暴动”时用过的旗杆尖。

接下来就是黄麻起义。

年11月13日黄麻起义后,参加起义的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

这是鄂豫皖地区的第一支革命队伍,也是红四方面军的起点。

之后经历挫败和坚持,于年1月,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同年八月,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

番号挺响亮,其实一共来人。

十一军就一个三十一师,三十一师就四个队,四个队一共就这些人,来个。而且基本装备也就是大刀梭镖红缨枪之类。

但这是星星之火。

年5月9日,商南起义爆发。起义部队整编为红十一军三十二师。全师余人。

同月,红十一军军长兼三十一师师长吴光浩牺牲,6月,徐向前来到鄂东北,以三十一师副师长的名义接替吴光浩的职务。

同年11月,六霍起义爆发。

起义后,六安、霍山的两支游击纵队于年1月合编为红十一军三十三师。全师余人。

同年4月10日,31、32、33三个师整编为红一军,由中央委派的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全军余人。

在许继慎任上,三个师完成了混编,打破了地方主义,正式成为一支有凝聚力的队伍。

年1月,红一军与蔡申熙等领导的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军长由中央委派的旷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政委。徐向前任参谋长。

同年7月,红四军改组。徐向前接替旷继勋任红四军军长。曾中生任政治委员。

9月,陈昌浩接替曾中生任政治委员。

至这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成立。

红四方面军成立大会,徐陈检阅部队。

3、红四方面军的发展与流变

红四方面军成立之时,部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总兵力达到三万余人,人事上的调整试错也正式结束,战略战术也相对成熟,基本稳定下来,于是有了接下来第三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

然后再经波折,进入螺旋式发展中的低谷期。

随着第四次反围剿的失利,红四方面军除留下二十五军的73、74两个师(后来几经整编,成为新二十五军,由徐海东等带至陕北。)坚持斗争外,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西行转战三千里,最终落脚川陕。

在川陕根据地时期,红四方面军再次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部队在不断胜利中不断扩大,后又合并了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队,全军发展到八万余人,战略战术、战斗作风、兵员装备、都达到比较成熟完备的阶段,由此进入全盛期。

大发展之后,随之而来又是大波折。

年3年,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6月,与中央红军会师。

鉴于当时各种复杂的情况,这次会师并不愉快。

之后的南下北上之争中,张国焘在野心的驱使下,公然违抗中央决议,带红四方面军南下,经历大挫败,兵力锐减至四万人。

这一次的挫折,不仅是兵力锐减,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政治包袱,将对红四方面军的将士产生深远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也是正反两方面的,这个后面再说。

之后北上。

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红九军、红三十军和红九军西渡黄河,后组成西路军。总人数两万一千八百余人。

准备西渡黄河的四方面军一部。

因极复杂的原因,经五个月艰苦卓绝的斗争后,最终失败。

除李先念所带领的余人成建制到达新疆外,另有自行归队,或经组织营救归队的,据统计总人数大概五千人。这些人之后被分派到各地,独立开创局面或进入其他部队,成为我军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力量。

比如李先念、王树声、程世才、徐立清、李天焕、陶勇、杜义德、郑维山、吴先恩、秦基伟、肖永银,等等。

另一部,即四军、三十一军为主的部队则驻河东。

西路军失败后,受张国焘问题的牵连,这部分人连同部分西路军返回人员,经受了一定冲击,后经伟人定调,原则上跟张国焘问题划开了界限,但一种深重的阴影却不会随着这种定调而立即消除。这是后话了。

为了援救西路军,以这部分人员为主体组成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张浩。

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以援西军为主体整编为八路军师,师长刘伯承,政委张浩。徐向前任副师长。

解放战争,以师为班底的中原野战军承担起挺近大别山的艰巨的战略任务,为解放战争的全局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以后参与淮海战役,进军大西南,居功甚伟。

4、红四方面军厉害在哪里?

首先是战绩。

红军时期,四方面军共歼敌88万余人,成为红军中歼敌最多的一支部队,并且打出一系列经典战役,养成了良好的战斗作风。

即便西路军,作为不得已的战略配合,被绑住手脚置于必死之地,经历大惨败,但即便如此,仍然予敌以重大杀伤。据各种资料,敌人伤亡达二万五千余人。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敌人都占不了我便宜!这是真正的铁血部队!

这一点最能显示出一支部队的成色。

一般战争都有一个临界点,相持过后,过了这个点,态势就呈爆炸式发展,胜的势如破竹,败的则一泻千里,胜负立分,而西路军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能战斗到最后一刻,予敌大量杀伤,这一点很了不起!

抗战时期,以红四方面军为班底的师,在整编之初人数为三个师中最少,但歼敌数量为三个师中最多,经典战役战斗也是最多。

解放战争时期,由师为基础发展而来的中野似乎并不亮眼,但这主要在于他所承担的战略任务,在于它为全局所做出的巨大牺牲。

一开始,中野实力最强,但千里跃进大别山,损兵折将,而且为便于迅速行动,重武器基本都放弃了。

淮海战役打黄维时,华野有人质疑中野的战斗力,粟裕则说:

.....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我们有些同志忘记了:中野最先担负了外线出击的最艰苦的任务,我们同志忘记了人家的装备....

其次,从星散在其他部队的原红四出身的将领看,不仅数量多,而且多有亮眼表现。

比如一野的徐立清。

三野的许世友、王建安、陶勇、王必成、腾海清、张仁初、胡炳云、周志坚、陈庆先等。

四野的洪学智、詹才芳、程世才、韩先楚、刘震、胡奇才等。

华北军区的王新亭、郑维山、曾绍山、王诚汉等。

二野就不用说了。

这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红四的标签常常作为一种风格被提及,这很能说明红四背景对他们的巨大影响。

事实也是如此,一帮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没有文化,简单纯粹,对战争可说是一张白纸,而作为他们起点的战争经验,无疑会深刻影响、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其以后的征战生涯。

最后,从建国后的发展来看,后劲绵长。

55年大授衔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红四出身的将军并不是最多的,但在后来的发展中,红四一脉逐渐显现出强劲的潜力。

比如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竟然有五位是红四出身。

88年二次授衔时,十七位上将中有十位是红军时期的干部,而这十位中有八位来自红四方面军。

其他的,比如未授衔的李主席,他的经历和后来的成就堪称红四方面军的一个典型。

徐向前与李先念。中间为陈锡联。

5、红四方面军为什么厉害?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且事实上或许永远也说不清,但大概上可以说一说,就像很多总结一样,未必很确切,但作为一个路标,有脚力的人自然能循迹蹑踪,据此走入更幽深处。

首先我觉得,跟频繁的战斗有关。

很多将军都提到过当时战斗之频繁,不打仗的日子反倒显得不太正常。这种频繁的战斗在当时对各地红军来说都是常态,但比较而言,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应该是最频繁的。

这种常态化的战斗生活对部队的锻炼是极大的。

什么本事都是练出来的,天才也需要开发,而红四方面军的几乎把战斗变成日常生活,这种高强度的磨砺和训练,是锻造一支铁军的必要条件。

因条件限制,战士们一参军就开始打仗,以打代练,边打边练,这种血与火中的学习和锻炼绝非平时的练兵可以比拟!

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教导部队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但撂到战场上就是不中用;也可以解释很多没有军事教育背景的名将所以成名将的原因。

在很多事上都是这样,再好的培训和训练都比不上实际操作中真刀真枪的磨砺。

当然这不是说平时的训练没必要,红四方面军也特别注意练兵,只是说真正的训练,真正有用的技能,还得到事上去磨。

第二点,红四方面军的组成相对比较单纯,除了总部,军以下干部基本上清一色的工农干部。

没文化,简单、直接、纯粹,天赋的某些东西在战争中直接被激发,这是一种直观的学习,而且没有知识的屏蔽,没有所谓“知解障”,是骡子是马,刀枪上见。

这种形式的筛选,是没有任何巧好取的,没有纸上谈兵的加持,没有死知识可以凭藉,脱颖而出的,都是成色十足的真金白银。我不懂你说的那些,我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兵法,但我知道怎么能干掉敌人,如此而已。

从战争方面说,一般意义上的战将,想法太多的人大概真不如那些简单直接的人。

当然,那些“上智”之人又另当别论。

第三,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常被人忽略,这就是红四方面军所面临的巨大的压力。

这种压力不仅来自外部敌人,而且更多来自内部。

张国焘的持续“肃反”和高压管理,给部队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甚至某一仗打不好,某一地守不住,甚至战士弄坏一支枪,冲锋时跑得慢,都有可能会被认为是反革命!

这一方面是一种激励,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压力,它有让人精神紧绷而注意力高度集中的作用。另外,持续的高强度的精神压力,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这个出口,当然就在战场上。

当然这绝不是否定红军指战员的革命觉悟,他们不怕牺牲、勇于献身当然主要是主观的、有意识的革命觉悟在起作用,但在下意识层面,一种本能的情绪宣泄的需要,或许更能激发出超常的战斗力。

(当然也不是肯定SF,更不是肯定老张,就像我们常说抗战唤醒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这是客观效果,但我们还能因此肯定侵略,感谢小日本?题外话。)

而这种精神上的压力,似乎是四方面军的宿命。

张国焘倒了,那个阶段也过去了,一种压力没有了,但张国焘问题带来的政治压力又随之而来,以一种更深重的方式笼罩在红四将士身上。

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作为一种政治包袱,作为一种抹不掉的印记,让红四出身的将士们始终有一种被区别对待的感觉。

红四的标签,除了能打,又加上了政治落后、曾犯过“错误”的意味。

再加上非嫡系的地位,红四将士就更显得不一样了。

这样的处境,赋予了红四将士更多的隐忍和冷静,就像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感觉无所凭依,感觉被区别对待,只能靠自己,也只能更加努力,以证明自己。

当然也有受不了的,老子不干了,高级干部也有,比如何畏,但绝大多数的留下来的,在这种挥之不去的压力下谨慎处事,持续努力,慢慢就发现,这种压力对人的鞭策作用是多么巨大!

这,或许就是老天爷的公平之处,亏了你的同时,在另一面,也补偿了你。

以稍微长远点的眼光看,世事大抵如此。

说到这里,脑子里竟然蹦出一句歌词: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

或许跟本文没什么关系,也或许能让人联想到更多,那些被偏爱的,那些被疏远的,那些被宠坏的,那些在风雨里茁壮成长的....

还有一点,比较渺茫地,我觉得或许跟红四方面军的发源地黄麻地区的民性有些关系。

黄麻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经济结构,造成历史上的持续的动荡,为生存而发的各种暴力冲突不断,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这个地区的民性。

但说起来,徐向前到鄂豫边打的第一仗,没有经验的战士们见敌人打机枪本能地就跑散了,这看起来或许能作为一个反证,来否定这种说法,但作为一种隐藏在血脉里的集体无意识,自然不会有那么直接的表现,而在之后持续不断的征战生涯里,它却可能被激发,在根底上隐秘地起着某种不易被察觉的作用。

这当然都是些近乎想象的说法,永远不可能有确切的论证,但作为一种气氛,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独特的红四方面军。

一直没提徐帅,这里作为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说说。

战神徐向前作为红四方面军的灵魂,不仅是指挥者,更是“老师”,而一群白板似的年轻人,他们对战争的认识和感受,他们从尝试着学习打仗到逐渐成熟起来的过程,都自然而然地打上了徐向前风格印记。

红四将士之后在各部队的出众表现,当然不能抹杀时任军事首长的能力,但总体上的出色,以及某种总体风格的趋同,却显现出徐向前作为首任军事主官(实际意义上的)的深刻影响。

徐向前作为一个天才军事家,他对战争的深刻认识和体察,除了带领这支部队不断胜利不断壮大外,更是有意识地培养和锻造了这支部队的气质。

比如他对四方面军战斗作风的总结,他谈到的如何训练新部队等,都说明他对这支部队不仅是无形的影响,更是有意识的培养和锻造。

而这,是一切的关键。

假如没有这个,没有这种战争技能和战斗气质的开发和锻造,上述的种种因素大概就不能体现出它应该有的正向作用了。

总之,徐向前用他的天才和气质开发并塑造了红四方面军的独特风格。正如伟人那个形象而深刻的比喻:

徐向前是这支部队的“老母鸡”。

而从大致轮廓来看,红四方面军将士的气质和际遇,都像极了这只“老母鸡”。

徐向前与原四方面军出身的干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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