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进行了一年之后，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连连失利，总兵力由万降为万，士气低落，官兵中充满了失败情绪和厌战情绪。而我军的兵力却由万上升为万，士气高昂，斗志正旺。虽然我军的总兵力少于敌人，但兵力对比的差距已大为缩小，特别是战略上的机动部队已超过了敌人；同时，由于蒋介石将重兵用于陕北和山东战场，使南线的鲁西南豫皖苏边直至大别山区兵力十分空虚，形成了两头重、中间轻的“哑铃式”的不利布局，其捉襟见肘、顾此失彼、兵力不足的弱点已进一步暴露。
千里跃进大别山示意图我军在陕北和山东战场上虽然还处于防御地位，但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上已举行了战略性的反攻，敌已处于守势，难以抽出更多的兵力实施战略机动和进行新的进攻，我军已取得战场上的局部主动权；而且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政治、经济上也陷入了更加严重的危机之中。
这一切都为我军实施战略反攻创造了极好的机会。党中央认为，我军在内线作战，虽可以继续歼灭敌人，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但对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只能起到“扬汤止沸”之效，而实施战略反攻，我军转入外线作战，则可以起到“签底抽薪”的作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决心不待敌人的进攻全部被粉碎和我军总兵力超过敌人，立即抓住时机，不给敌以喘息的机会，立即组织人民解放军的主力直接转入战略进攻，以敌人兵力薄弱的中原地区为主要突击方向，实施中央突破，转入外线作战，直插敌人的战略后方，将战争引向蒋管区，从而改变整个战争的态势。这是一着险棋也是一着高棋。
那么，毛泽东和党中央、中央军委为什么要把战略进攻的方向选在中原大别山呢？这正是毛泽东的高瞻远瞩之处。就中原而言，它地跨苏、皖、豫、鄂、陕五省，南临长江，北枕黄河和陇海路，东起运河，西迄伏牛山和汉水，面对南京、武汉等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和江南统治区，人口约余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大别山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原显得尤为重要，它雄露于国民党首都南京和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为淮河与长江的分水岭。这里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曾是一块老革命根据地，有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广大群众，群众基础较好，年7月原中原军区主力撤出后，仍有少数游击武装坚持斗争。如果我军占据大别山，就可以东惯南京，西逼武汉，南瞻长沙，瞰制中原。把反攻的突击方向确定在敌人防御兵力空虚的战略纵深和关系敌统治安危的腹心地区——以大别山为前哨的中原地区。
这样，既可便于我创建根据地，又便于直接威胁敌之统治要地和调敌回援，在战略上策应山东和陕北我军作战。因为蒋介石搞的“哑铃战术”，把两个铁锤放在山东和陕北，晋冀鲁豫战场是连系东西两个战场的中间地带，正像这个哑铃的“把”，此时我晋冀鲁豫野战军这把利刃如果突然出鞘，不仅能将敌人的哑铃拦腰斩断，而且还直逼敌人的胸膛。同时，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和西北野战军分别把山东和陕北战场的敌人向两翼拉开，这样哑铃柄便更易打断了。同时，我陈栗、陈谢二军又在敌之两臂各插上一刀，这样刘邓再从中间对敌当胸一刀，便置敌于死地了。
我刘邓大军按中央的战略部署，于年8月7日从鲁西南地区出发，17日全部通过黄泛区，19日渡过沙河，之后我军又在“狭路相逢勇者胜”、“到达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鼓舞下，至24日夜全部强行渡过汝河。27日刘邓野战军已全部渡过淮河，胜利地完成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
这样刘邓、陈谢和陈栗三路大军便以“品”字形阵势展开于中原地区，把我军的战线由黄河南北推移到了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敌人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我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对于我军在中原地区完成战略展开的重大意义，就连国民党军也不得不承认，“大部华中地区，全为匪军糜烂，我全盘战略形势，乃从此陷于被动。”毛泽东对此予很高的评价：“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是蒋介石的二十年的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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