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8月27日，刘邓大军全部渡过淮河，进入了大别山。
大别山雄峙于鄂豫皖三省边界，呈西北—东南走向，平均海拔米，是淮河与长江的分水岭，也是中国南方北方的分界线。
大别山风景很美，但并不是一个特别富庶的地方，物产也并不丰富，人口也并不如北方平原那么密集。
后人在讲到大别山时，大多数人都认为“物产较华北富足”。这并不是很准确。
大别山南部靠近长江沿岸的地方可能比华北有些地方富足，但解放军主要活动在中部山区，这里不但称不上“富足”，而且是极为困苦。
第二纵司令员陈再道也曾经回忆说：“部队没饭吃，最让人头疼。”
由此可见，大别山实际上并不适合庞大的军队在这里活动，时间长了，粮食和兵源都会成为问题。
但它的位置在军事上，又太重要了。
刘邓大军如能控制大别山，则东可震撼国民党统治心脏南京、上海，西可威胁华中重镇武汉。
北可逼迫郑州、洛阳，南可截断长江，觊觎江南蒋介石的基本统治区。
国民党军如继续控制大别山，北可屏障长江防线，堵住解放军渡江南进；东西可策应支援山东、陕北的重点进攻。
正是由于大别山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价值，因此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就连侵华的日本军队都从来没有忽视这个地方。
自年至今，在20余年的时间里，大别山一直处在战争的旋涡中，战火从来没有停息过。
就是一个本来富庶的地方，也已经被20年的战争折腾得差不多了，何况大别山区本来就不是一个富庶的地方。
刘邓大军深入敌区千里，在这样一个穷困的地区进行无后方作战，将会不可避免地遇到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
毛泽东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他对跃进大别山的前途，曾作过三种估计：
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
他要刘邓从最坏处着想，努力争取最好的前途。
刘邓首长立即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心乘敌追堵部队被甩在淮河以北，大别山区相对比较空虚的时机，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
但问题接着就来了，大别山给了刘邓大军一个下马威。
许多战士都是北方人，到了大别山，地形、地貌、气候、人情、风俗都变了，刚开始都不习惯。
山上蚊子多，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虫，战士们往那一坐，脸上、脖子里到处都是，叮得人浑身难受。
有些同志就开玩笑说：“三个蚊子能炒盘菜。”
最受不了的就是吃饭。
北方人是吃面食、小米、山药蛋的，大米在民国时期的北方，只有富人才吃。
战士们听说到大别山能吃大米，都还挺高兴的。
谁知道真吃上了大米，结果却是“盼大米，想大米，吃了大米光拉稀”。
不少人吃了4碗大米干饭，走不到半夜肚子就空了，身上出虚汗，浑身发软，走不动。
几天下来，一个个膀大腰圆的北方大汉就了，脸色蜡黄蜡黄的。
这还是有吃的时候，后来没吃的了，就出去借粮，大米找不到，都是些稻谷。
北方人也不懂，就是懂了也来不及，要赶着行军。
来不及把稻壳去掉，一袋子稻谷倒在大锅里，怎么煮也煮不烂，做得半生不熟的。
时间太紧，战士们盛了就吃，稻壳刺得嗓子疼。
有的食道都被划破了，可又不能饿着肚子行军，还得硬着头皮吃，一边吐着血一边吃着。
这还不算，吃了还拉肚子，不是十天半月地拉，是整月地拉拉，出来的大便也是红的，稻壳还在。
在大别山时间长了，中野也有经验了，看看老百姓是怎样舂米的，学学人家，这才慢慢好些。
六纵参谋长姚继鸣是个知识分子，看地图、打仗很厉害，字也写得好，会编顺口溜。
他编的顺口溜不但在六纵广为流传，其他纵队也几乎人人所知。
姚继鸣
其中有两句：“吃大米，铺稻草，一不小心就摔倒”，“大路不能行车马，小路不到一尺半”流传最广，说的就是大别山的路。
提起大别山的路，当年参加过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老人们都摇头。
国民党军九江指挥部编写的《大别山区兵要简志》中也曾记载：
大别山地区，“山脉重叠、绵亘，多属丛林，茨蔓杂生，故名阴蔽地，部队通讯与运动均困难”；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初，不少纵队首长看地图，发现大别山中也有公路，就把一些重炮也带上了。
到了大別山一看，都傻了眼，这里到处是高山峻岭、羊肠小道，好不容易才能见到一块平地，也都是稻田。
所谓的道路，也就是稻田埂，别说是炮，就像一些马和骡子都走不了。
当时一个纵队直属辎重营，有六百辆运送弹药的两轮车，用骡子拉的。
可大别山地区河多桥多，桥都是用石板搭的，车子从石桥上过时，一下子就卡在石板中间了。一辆车都得花上半天工夫才能开过去。
部队要行军，时间耗不起，只好把辎重车烧掉、炸掉了，动员排以上干部、党员背炮弹。
运重迫击炮的辎重车
这也不行，部队天天行军，有时一夜要走上百里，又没吃的，谁能受得了？只好把炮弹又埋掉了。
不光山炮、野炮，就算是迫击炮也很重，带不走，只好挖个坑，上面盖上土，处理掉了。
大炮和迫击炮都没了，纵队炮兵营实际上只剩下一些日式掷弹筒，几乎都成步兵了。
走不动，不是还有马吗？可跑惯了华北平原的马到了大别山也“水土不服”了。
面对崎岖难行的石头山路，马是打一鞭跳两下，就是不走。
不得已，我军只好把驮马杀吃了，一来是没吃的，二来是行军不方便。
要杀马时，饲养员先给马磕个头，然后再洗一洗，看着就让人心酸。
车马炮全扔了，可还解决不了行军的问题。大别山那地方，秋天雨下个不停，整天都是阴雨绵绵，田埂上像抹了油。
战士们一步三滑，三步一跤，走着走着，哧溜一下，一个人不见了，再一看，掉到稻田里，浑身都是泥水。
没掉下去的，摔跤时是两腿劈开，骑在田埂上，大家说这叫“骑马跤”。
一个晚上行军下来，没有人不摔跤的，许多人的屁股都摔肿了。
路再难走，咬着牙都还能忍受下来，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没鞋穿。
到了大别山，几乎所有的战士脚上穿的布鞋都磨透了，没有袜子，就赤着脚行军。
大别山的老百姓又很穷，家里有双布鞋也舍不得穿，北方的战士就不习惯了。
他们不是没有打过赤脚，那是在北方的平原，脚下都是黄土地，也不觉得苦。
大别山的石头又很多，一天下来，脚板底下都是鲜血淋漓，路上都是鲜血点点，看着触目惊心。
六纵也面临着这个问题，政委杜义德看到眼里，急在心里，有天行军，他看着一个营从营长到战士，都清一色地赤着脚在行军。
他跑过去，怒气冲冲地问那个营长：“你们怎么不穿鞋？”
那个营长自己的双脚也是鲜血淋漓的，没好气地回了一句：“你让我到哪里搞鞋去？谁不知道穿鞋走路快！”
杜义德指着自己的脚冲着他说：“你看看这是什么？这不是鞋吗？”
那个营长低头一看，杜义德脚上裹着一层稻草，隐隐约约地还能看到一些布条。
杜义德说：“你懂吗？这叫草鞋！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在大别山再苦，能比长征还苦吗？”
那个营长有点为难：“战士们大都是北方人，不会打草鞋。”
杜义德说：“你们营没有南方的战士吗？他们不会吗？不行，我教你！”
那个营长忙讲：“有有有，我们自己打！”
刘邓大军从上到下，都开始打起了草鞋。
北方的战士没穿过草鞋，手里攥着一把稻草，却不知道怎么打。
好在每个部队都有少数南方的解放战士，手把手地教他们。打草鞋还要用绳子，有的就向老乡借。
可北方战士打草鞋不熟练，打好了上下不平，也不光滑，穿上后，脚的周围都被稻草茬子刺得鲜血淋淋，脚底磨出了一层层血泡。
部队停下来休息，脱草鞋时，鲜血已经凝固了，把草鞋粘在了脚上，一撕就是一层皮。
虽然是这样，但总比赤脚强。一到宿营地，除了做饭、吃饭，大家就是打草鞋，每个战士都打了10多双，用绳子穿起来，背在身上。
大别山的气候湿润，经常下雨，道路泥泞，草鞋也不经穿，战士们都叫它是“10里鞋”，实际上有的走不到两三里路就穿坏了。
许多人身上背了10多双做好的草鞋，到了晚上，一双也不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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