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8月27日,刘邓大军全部渡过淮河,进入了大别山。

大别山雄峙于鄂豫皖三省边界,呈西北—东南走向,平均海拔米,是淮河与长江的分水岭,也是中国南方北方的分界线。

大别山风景很美,但并不是一个特别富庶的地方,物产也并不丰富,人口也并不如北方平原那么密集。

后人在讲到大别山时,大多数人都认为“物产较华北富足”。这并不是很准确。

大别山南部靠近长江沿岸的地方可能比华北有些地方富足,但解放军主要活动在中部山区,这里不但称不上“富足”,而且是极为困苦。

第二纵司令员陈再道也曾经回忆说:“部队没饭吃,最让人头疼。”

由此可见,大别山实际上并不适合庞大的军队在这里活动,时间长了,粮食和兵源都会成为问题。

但它的位置在军事上,又太重要了。

刘邓大军如能控制大别山,则东可震撼国民党统治心脏南京、上海,西可威胁华中重镇武汉。

北可逼迫郑州、洛阳,南可截断长江,觊觎江南蒋介石的基本统治区。

国民党军如继续控制大别山,北可屏障长江防线,堵住解放军渡江南进;东西可策应支援山东、陕北的重点进攻。

正是由于大别山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价值,因此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就连侵华的日本军队都从来没有忽视这个地方。

自年至今,在20余年的时间里,大别山一直处在战争的旋涡中,战火从来没有停息过。

就是一个本来富庶的地方,也已经被20年的战争折腾得差不多了,何况大别山区本来就不是一个富庶的地方。

刘邓大军深入敌区千里,在这样一个穷困的地区进行无后方作战,将会不可避免地遇到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

毛泽东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他对跃进大别山的前途,曾作过三种估计:

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

他要刘邓从最坏处着想,努力争取最好的前途。

刘邓首长立即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心乘敌追堵部队被甩在淮河以北,大别山区相对比较空虚的时机,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

但问题接着就来了,大别山给了刘邓大军一个下马威。

许多战士都是北方人,到了大别山,地形、地貌、气候、人情、风俗都变了,刚开始都不习惯。

山上蚊子多,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虫,战士们往那一坐,脸上、脖子里到处都是,叮得人浑身难受。

有些同志就开玩笑说:“三个蚊子能炒盘菜。”

最受不了的就是吃饭。

北方人是吃面食、小米、山药蛋的,大米在民国时期的北方,只有富人才吃。

战士们听说到大别山能吃大米,都还挺高兴的。

谁知道真吃上了大米,结果却是“盼大米,想大米,吃了大米光拉稀”。

不少人吃了4碗大米干饭,走不到半夜肚子就空了,身上出虚汗,浑身发软,走不动。

几天下来,一个个膀大腰圆的北方大汉就了,脸色蜡黄蜡黄的。

这还是有吃的时候,后来没吃的了,就出去借粮,大米找不到,都是些稻谷。

北方人也不懂,就是懂了也来不及,要赶着行军。

来不及把稻壳去掉,一袋子稻谷倒在大锅里,怎么煮也煮不烂,做得半生不熟的。

时间太紧,战士们盛了就吃,稻壳刺得嗓子疼。

有的食道都被划破了,可又不能饿着肚子行军,还得硬着头皮吃,一边吐着血一边吃着。

这还不算,吃了还拉肚子,不是十天半月地拉,是整月地拉拉,出来的大便也是红的,稻壳还在。

在大别山时间长了,中野也有经验了,看看老百姓是怎样舂米的,学学人家,这才慢慢好些。

六纵参谋长姚继鸣是个知识分子,看地图、打仗很厉害,字也写得好,会编顺口溜。

他编的顺口溜不但在六纵广为流传,其他纵队也几乎人人所知。

姚继鸣

其中有两句:“吃大米,铺稻草,一不小心就摔倒”,“大路不能行车马,小路不到一尺半”流传最广,说的就是大别山的路。

提起大别山的路,当年参加过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老人们都摇头。

国民党军九江指挥部编写的《大别山区兵要简志》中也曾记载:

大别山地区,“山脉重叠、绵亘,多属丛林,茨蔓杂生,故名阴蔽地,部队通讯与运动均困难”;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初,不少纵队首长看地图,发现大别山中也有公路,就把一些重炮也带上了。

到了大別山一看,都傻了眼,这里到处是高山峻岭、羊肠小道,好不容易才能见到一块平地,也都是稻田。

所谓的道路,也就是稻田埂,别说是炮,就像一些马和骡子都走不了。

当时一个纵队直属辎重营,有六百辆运送弹药的两轮车,用骡子拉的。

可大别山地区河多桥多,桥都是用石板搭的,车子从石桥上过时,一下子就卡在石板中间了。一辆车都得花上半天工夫才能开过去。

部队要行军,时间耗不起,只好把辎重车烧掉、炸掉了,动员排以上干部、党员背炮弹。

运重迫击炮的辎重车

这也不行,部队天天行军,有时一夜要走上百里,又没吃的,谁能受得了?只好把炮弹又埋掉了。

不光山炮、野炮,就算是迫击炮也很重,带不走,只好挖个坑,上面盖上土,处理掉了。

大炮和迫击炮都没了,纵队炮兵营实际上只剩下一些日式掷弹筒,几乎都成步兵了。

走不动,不是还有马吗?可跑惯了华北平原的马到了大别山也“水土不服”了。

面对崎岖难行的石头山路,马是打一鞭跳两下,就是不走。

不得已,我军只好把驮马杀吃了,一来是没吃的,二来是行军不方便。

要杀马时,饲养员先给马磕个头,然后再洗一洗,看着就让人心酸。

车马炮全扔了,可还解决不了行军的问题。大别山那地方,秋天雨下个不停,整天都是阴雨绵绵,田埂上像抹了油。

战士们一步三滑,三步一跤,走着走着,哧溜一下,一个人不见了,再一看,掉到稻田里,浑身都是泥水。

没掉下去的,摔跤时是两腿劈开,骑在田埂上,大家说这叫“骑马跤”。

一个晚上行军下来,没有人不摔跤的,许多人的屁股都摔肿了。

路再难走,咬着牙都还能忍受下来,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没鞋穿。

到了大别山,几乎所有的战士脚上穿的布鞋都磨透了,没有袜子,就赤着脚行军。

大别山的老百姓又很穷,家里有双布鞋也舍不得穿,北方的战士就不习惯了。

他们不是没有打过赤脚,那是在北方的平原,脚下都是黄土地,也不觉得苦。

大别山的石头又很多,一天下来,脚板底下都是鲜血淋漓,路上都是鲜血点点,看着触目惊心。

六纵也面临着这个问题,政委杜义德看到眼里,急在心里,有天行军,他看着一个营从营长到战士,都清一色地赤着脚在行军。

他跑过去,怒气冲冲地问那个营长:“你们怎么不穿鞋?”

那个营长自己的双脚也是鲜血淋漓的,没好气地回了一句:“你让我到哪里搞鞋去?谁不知道穿鞋走路快!”

杜义德指着自己的脚冲着他说:“你看看这是什么?这不是鞋吗?”

那个营长低头一看,杜义德脚上裹着一层稻草,隐隐约约地还能看到一些布条。

杜义德说:“你懂吗?这叫草鞋!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在大别山再苦,能比长征还苦吗?”

那个营长有点为难:“战士们大都是北方人,不会打草鞋。”

杜义德说:“你们营没有南方的战士吗?他们不会吗?不行,我教你!”

那个营长忙讲:“有有有,我们自己打!”

刘邓大军从上到下,都开始打起了草鞋。

北方的战士没穿过草鞋,手里攥着一把稻草,却不知道怎么打。

好在每个部队都有少数南方的解放战士,手把手地教他们。打草鞋还要用绳子,有的就向老乡借。

可北方战士打草鞋不熟练,打好了上下不平,也不光滑,穿上后,脚的周围都被稻草茬子刺得鲜血淋淋,脚底磨出了一层层血泡。

部队停下来休息,脱草鞋时,鲜血已经凝固了,把草鞋粘在了脚上,一撕就是一层皮。

虽然是这样,但总比赤脚强。一到宿营地,除了做饭、吃饭,大家就是打草鞋,每个战士都打了10多双,用绳子穿起来,背在身上。

大别山的气候湿润,经常下雨,道路泥泞,草鞋也不经穿,战士们都叫它是“10里鞋”,实际上有的走不到两三里路就穿坏了。

许多人身上背了10多双做好的草鞋,到了晚上,一双也不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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