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割据蜀地的政权都未能统一天下

历史上割据蜀地的政权都发生于分裂时期，因四川具有较强的封闭性，确实是割据一方的理想之选。如两汉之际公孙述建立的成家政权；东汉末年刘焉、刘璋割据一方、以及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西晋末年李雄建立的成汉政权；东晋末年焦纵割据一方；五代王建建立的前蜀政权、孟知祥建立的后蜀政权；元未明玉珍建立的夏政权。这些政权在政治上缺乏进取心，又属于“外来户”，受制于蜀地本土势力，另外蜀地的封闭性，即是其割据的保障，也是限制其对外扩张的瓶颈。缺乏政治进取心——乐于偏安一隅“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

”——《四川方舆纪要序》历代据蜀者大多在政治上安于偏安割据，不思进取，这一点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四川盆地易守难攻客观情况造就的，我们可以称为“盆地心态”。自古在政治与地理因素之间的关系上，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叫“在德不在险”。德就是代表积极进取的政治态度，险就是该政权可以凭恃的地理条件，“在德不在险”表明政治上的进取心远比占据的地理条件重要。四川又不光是地势险峻，它还号称“天府之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鱼盐铜铁之利，浮水转漕之便”足以让蜀地政权丧失进取心，乐于偏安一隅。（千里沃野）“天下雌雄未定，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与图成败，反修饰边幅，如偶人形。

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马援公孙述据蜀属于天下未定的时期，他不是想着进取天下，而是大摇大摆的当个土皇帝，乐于排面和享受。当时公孙述的同乡马援奉陇西魄嚣之命出使益州，意图是探查情况后，再决定归汉还是归蜀，公孙述的表现就是大摆各种礼仪。马援也是通过此事看出公孙述难成气候，于是归报魄嚣“子阳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专意东方”，建议魄嚣归附刘秀。公孙述初起事之初，还是“远方士庶归之者甚众”，但当他的格局仅限于蜀地一隅后，也就失去了内外的支持，终被刘秀所灭。（公孙述称帝）东汉刘焉父子在史书中也被定义为胸无大志，但刘备在印象中好像是匡扶汉室的雄主，但他初定益州，夺取汉中后，便自立为王，臣下相谏，不惜寻隙杀之，割据之心，隐然可见。

诸葛亮主政期间，蜀汉才以北伐明志，后由姜维继承遗志。而后主刘禅胸无大志，以致黄皓乱政，逼得姜维屯田沓中以避祸，这又怎能使得蜀汉竭尽全力图谋天下？公孙述和刘备还算是有作为的，他俩志望尚且如此，更别说其他人了。瞿塘虽险，岑彭、刘光义、汤和也曾入其门户；剑阁虽雄，钟会、邓艾、尉迟迥、傅友德也曾突其险要。像是李势、焦纵这种割据，东不过垫江，更无上述之险要可守，再无进取之心，那么桓温等人攻蜀时如入无人之境就不足为奇了。（剑门关之险）蜀地本土势力对于外来户的制衡但凡是外来户身份进行割据的政权，都会遇到与割据地地方势力的矛盾，就好像三国东吴政权与吴郡豪族的关系，像是定都武昌（湖北鄂州）这种事都当不了家。

蜀地更是如此，因为蜀地本土很难成长起强大的政治力量，这可能与古代蜀地民风有关。如《汉书地理志》说蜀地“民食稻鱼，无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佚，柔弱褊隘。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如果理解有困难，那么可以想象今天的四川地区，老百姓没事儿喝喝茶、看看川剧、按摩、踩耳、打麻将，不愁吃喝，悠闲自在，谁还有心搞政治？《隋书地理志》说的更直白：“多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外来户的偏安一隅，或许就是蜀地太宜居了，既来之则安之呗。（成都的日常慢节奏生活）因此蜀地割据政权除时间较短的焦纵是本地人外，其他据蜀者均系外地人，这是巴蜀政治史上的一个很独特的现象。

历史上每逢动荡，蜀地周围产生的流民都会涌入安定的蜀地，这些流民往往数量庞大，由一至几名领袖带领，形成一个个组装集团，他们或是蜀地政权的创始者，或是已经存在的蜀地政权拉拢的对象。所以据蜀者、治蜀者并非蜀人，执政集团与本土势力之间的矛盾也不可避免，这种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消耗了蜀地政权内部的力量。（两汉之际的格局）“蜀人及其弟光以为不宜空国千里之外，决成败于一举，固争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数请兵立功，终疑不听。”——《后汉书卷十三隗嚣公孙述列传》比如公孙述的成家政权，公孙述是关中扶风茂陵人，其主要追随者有延岑、田戎、吕鲔、荆邯等。

延岑本是南阳人，起兵于汉中；田戎是汝南人，起兵于夷陵；吕鲔也是关中军阀；谋士荆邯则是扶凤平陵人。再由史书中常提到的山东客兵，说明成家政权的军事基础都是来自川外。这些力量在公孙述的带领下较为团结，但在入主川蜀之后，蜀人可就将他们视为资源的掠夺者，当荆邯建议出川谋取天下时，蜀人的反对是最大的，因为出征就意味着要从蜀地征收更多粮食，招募更多士兵。公孙述空有“西帝”之名，而未能出川以争天下，可以说与蜀地本土势力的干扰有关。（黄巾起义时的格局）再如刘焉时期，他是江夏竟陵人，以益州刺史身份入川时，正值南阳、三辅流民数万户流入益州，当时是黄巾起义的乱世，刘焉趁机“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史学界说的东州派就是源于这里，这是刘焉在乱世立足的根本。

蜀地当时对于刘焉收纳流民很是不满，所以刘焉采取强硬手段“杀州中豪强十余人”。这就是完全采用了打压益州本土势力的方式维护统治，而那些东州流民本就嚣张跋扈，到了刘璋时“侵暴为民患，不能禁制”，这才有了益州本土势力纷纷叛迎刘备入蜀的结果。刘备虽有重用益州本土势力，但在决策上，还是受到诸多节制，尤其是诸葛亮主政期间的北伐，遭到益州本土势力的强烈反对。（张松献图刘皇叔）战略地理的限制蜀地政权从未统一过天下，也跟整个四川的地理形势有关。四川的地形地貌确实有助于防止外部势力入侵，但反过来讲，也限制了蜀地政权的对外扩张。

古代但凡是统一天下的政权，大都起于关中、河北，还有东南的明朝，这些政权兴起的前期，以这些易守难攻的区域当做根基，然后慢慢向外部扩张，最后完成统一大业。这些区域的政权之所以能完成统一，是因为地理上除了可以据守，还能有多条路线选择扩张，或是直接兵出几路，或是迂回成钳行线路，而四川则不具备这种条件。（秦国统一的多条路线）四川只有两个主要的方向可通往外部，历代据蜀者大抵东守夔门，北据汉中。自夔门东出而达荆襄，荆襄地区只有襄南隘道互通南北，此地处于大别山、桐柏山系，易守难攻，并不好夺取，关羽当年的襄樊之战就是为了夺取这个通道。

自汉中北出，越秦岭、陇山可达关陇，但这里的六条谷地皆是谷口狭窄，在这里“关门打狗”很容易，当年孙传庭就是在子午谷口守株待兔活捉了川地前来的高迎祥；诸葛亮也是在这些谷道中耗费毕生精力都未成功。试问世间又有几人能兼诸葛之谋，关羽之勇呢？“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捍关之口；地方数千里，战士不下百万。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扬。所谓用天因地，成功之资。”——李熊再以公孙述为例，割据蜀地后，其部下李熊曾提出过蜀地的战略规划，大体意思就是凭天府之国之富有，据蜀地之险要，伺机取天下，取天下之路线就是北上出秦地，东出掠荆楚。

公孙述一听觉得大事可期啊，于是立即称帝，与此同时，东方群雄混战中，那些失败的豪杰纷纷归附公孙述，更加激发了公孙述的雄心。后来公孙述遣李育与吕鲔出陈仓，欲图关中；遣任满与田戎出江关，欲取荆州，但正如上文分析的，两路真是都打不过啊。（古蜀栈道）“急以此时发国内精兵，令田戎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令延岑出汉中，定三辅，天水、陇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内震摇，冀有大利。”——荆邯此时的东汉却已初步略定关中、荆州。东汉建武七年（31年），刘秀大致平定东方，目光转向陇、蜀。

谋士荆邯眼见刘秀平定东方，便向公孙述提出对策，大体还是要赶在刘秀前抢夺关陇、荆襄。但这个计划被蜀地本土势力所阻扰而流产，次年，陇西隗嚣败亡，蜀中大为震恐，蜀地本土豪族这才同意按照荆邯的建议行动。公孙述遂遣隗嚣旧将引兵上陇，拒守河池（甘肃徽县西北），遣田戎、任满引兵下江关，田戎拔夷陵，进据荆门。但此时汉军已经控制了关陇、荆州等地，荆邯的规划并没能达成，以至于后来蜀地被汉军拔下。按照李熊的规划，公孙述是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割据战略，但要论扩张，需“见利”出兵。不妨做个假设，如果公孙述尽早与隗嚣连合，东面再结好秦丰，那么先于刘秀经略关中、荆襄的可能是有的。

但历史没有如果，公孙述对外扩张之际，关中已被东汉冯异等略定，荆州已被岑彭等略定，秦岭、巫山之险已成为双方共据的边界，所以冯异挡住了蜀地北出的路，岑彭挡住了蜀地东出的路，公孙述就再无第三条出路。成家政权就是蜀地政权的典型案例，历代据蜀者大抵能利用四川的地理环境完成割据，但要摆脱割据而谋求更大的发展，反而受制于蜀地的地理环境。所以蜀地易产生割据政权，但很难完成统一大业。综上所述，很多观点说蜀地毕竟不是经济发达地区，很难支撑全国统一战线，其实这种理解有些片面，毕竟历史上的统一战线都不是以一个根据地作为经济支撑的，都存在以战养战的模式。

在蜀地政权难堪统一大业的原因上，更多的是在于此地过于安逸，割据政权又都是流亡者建立，因此很容易产生政治上安于现状的思想，缺乏进取精神。而且外来势力终究是受到本土势力的节制，难以形成自上而下的统一目标，甚至会因扩张导致内部消耗和分化，以至于蜀地被攻打时出现很多“带路党”。最后就是地理环境的因素，割据是成于地理，扩张则是受限于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