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年的柏举之战，是“自商周以来规模最大、战场最广、战线最长”的战争。（《中国军事通史》语。）这三个“最”字，充分说明了柏举之战的历史地位。而纵观春秋军事史，头号经典战例的位置，非柏举之战莫属。
壹
公元前年，在吴国边境卑梁城和楚国边境钟离城之间，发生了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有一颗倒霉催的桑树，无巧不巧，居然就长在了两国的“边界线”上，而吴国的一个少女和楚国的一位大妈又恰巧同时前来采桑。于是，两人就该桑树的归属和桑叶该采多少发生了口角。
先是两个女人对骂乃至对薅头发，然后是两个家庭的团战，再然后就是两个村子的械斗。在这个过程中，有吴国村民被打死了。
既然闹出了人命，吴国村民当然不干了，赶紧报官，卑梁官府听说后立刻发飙，派出当地守军去找回场子，估计至少包围了对方的村子。
这下楚国也不干了，钟离城的军队听说后火速驰援。
两国军队开战，动静就大了。楚平王听说后，哪还分什么青红皂白，不仅下令驱逐吴军，索性连吴国卑梁城都打了下来。
吴王僚哪里忍得下这口气？立刻派出公子光（即阖闾）率军反击，然后又一举攻下了楚国的钟离城和居巢城。
这个事情在历史上很有名，即“争桑之战”。用十余年前的话说，这纯属是“一颗桑树引发的血战”。论起荒诞程度，它可能比齐顷公母亲萧同叔子的“一笑”引发鞍之战还要没谱。
后世就此总结出“卑梁之衅，血流吴楚”，又有人说它是“蝴蝶效应”的典型事例，告诫世人要“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些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我以为，它们都并没有说到这个事情的真正点上。
“争桑”当然是一件小事，但它能够一步步闹得这么大，真正反映出来的，是吴国和楚国两个国家之间无处不在的仇恨。正如我在《鸡父之战》中所罗列的，公元前年以来，吴楚之间平均10年就打一次大仗，更不要说其它的小仗了。
如此频繁的战争，自然会造成两国之间的旧恨新仇。而两国之间的关系，哪怕是最底层百姓之间的关系，也都早已被仇恨、敌视所完全占据。它早就是一个炸药包，只要有一丝火星，就能立刻爆炸开来。
这才是“争桑之战”出现的根本原因，它看起来很偶然，但实际却蕴藏着必然。同样的事情，如果是发生在别的国家之间哪怕是齐晋或者秦晋之间，应该都不会闹得如此严重。
之所以说这件小事，正是想说明，吴楚两国之间的矛盾和仇恨，早已渗入双方的血液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的结局已经注定，那就是难以并立，起码得死一个。
虽然春秋时期灭国无数，但顶级大国被灭掉，不仅没有先例，甚至于连想都不敢想。然而因为吴楚矛盾的逐步加剧，即使别人不敢想，吴国却不得不想、甚至必须要完成灭掉楚国的“历史挑战”，这应该是柏举之战能够最终上演的“思想意识”层面的准备。
而柏举之战吴军攻入楚国都城郢都后的烧杀抢掠，大肆屠戮，显然不只是因为他们是“南蛮”。
贰
除了吴国人，仇恨楚国的，还有楚国自己人。
其中有两个人很有名。一个就是伍子胥，因为父兄被楚平王处死，伍子胥怀着刻骨仇恨投奔“死敌”吴国，希望借助吴国的力量讨伐楚国，报仇雪恨。另一个是伯嚭，他和伍子胥“同病相怜”，也是因为父亲被冤杀而出走吴国。
而在吴国和楚国之间做出选择的人，还有一个，这便是鼎鼎大名的孙武子。
一般认为，孙武子离开齐国是因为齐国的政治腐败和内部斗争，他不选择楚国也是同样的原因。（楚国当时政治环境更恶劣，伍子胥和伯嚭的出逃便是明证，而这一点在柏举之战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这种说法当然是一个原因，但在我看来，这恐怕不是最主要原因。
这就要从孙武子的“人生追求”说起了。毋庸置疑，孙武子具有军事天分、爱好军事战争，而齐国悠久的兵法研究传统和浓厚氛围（“兵家之祖”姜尚的余荫）对他也理应大有影响。尤其是，名将、军事理论家、《司马法》的作者司马穰苴一般被认为是孙武子的远房叔辈，他对孙武子的熏陶也不可小视。凡此种种，《孙子兵法》的前身《兵法十三篇》，估计还在齐国时，孙武子就已经开始酝酿或者撰写，这应是大概率事件。
但当时中原“弭兵”的国际和平大环境，让醉心于军事战争和兵法的孙武子，并没有施展所学的机会（就算有也不会太过瘾），更无从验证他自己“创新”的兵法是否只是“纸上谈兵”。虽然下面的话说出来可能显得政治不正确，但不得不承认：对于孙武子这种军事天才来说，和平环境反而会是一种煎熬；和平是世人的大幸，却是他这类人的大不幸。
因此，孙武子想要一个可以真正施展毕生所学的舞台，以及实践和验证自己兵法的机会。很显然，当时能提供这种舞台和机会的，只有南方的吴国和楚国，而通过研判对比，选择吴国无疑更明智。
这才是孙武子来到吴国的真正原因和追求。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但自认为有几分合理性。
回到正题，相比伍子胥忍辱负重了8年（他是前年到吴国，前年公子光政变登基后才受重用），孙武子虽然没等那么久，但他的“求职”之路也并不顺当。
据说伍子胥“七荐孙子”，他才终于在公元前年见到吴王阖闾，并献上他的《兵法十三篇》。
至于阖闾屡屡不愿接见孙武子的原因，也可以作一些猜测。如果大家还记得，阖闾早在公元前年长岸之战中就亲临战阵，运用过奇谋夺回“余皇”号，公元前年的鸡父之战更是他的得意杰作。
对于久经沙场、富于韬略尤其是蔑视军礼制度的阖闾来说，来自礼仪之邦齐国、满嘴“兵法”却毫无实战经验的人，他心生排斥理应是正常的：“你叫武就厉害了？”
要不是伍子胥执着进荐，孙武子能不能登上历史舞台，《孙子兵法》能不能问世，恐怕都得两说。
事实上，即使是见了孙武子、看了《兵法十三篇》，阖闾也没有立刻就看重孙武子，仍想检验一下他。由此可见，在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之前，即使是《兵法十三篇》，也不过是废纸一堆。
当然，阖闾很快将为此付出两个爱妃的代价。
叁
孙武子的登场，补足了吴国“铁三角”的最后一块拼图，历史就此进入快车道。
公元前年，阖闾就萌生了全面进攻楚国的想法，然而孙武子和伍子胥经过总体研判，认为双方实力差距仍然太大，决战时机还不成熟，劝说阖闾要冷静。
当然吴国也没有坐等，伍子胥提出了一个“三师轮出、相机歼敌”的战略行动。所谓“三师轮出”，便是将吴军分成三只军队，轮流出击，和楚军打游击战，敌进我退，敌退我另一只军队就出，总之轮流上，“疲楚误楚”。
很显然，这是从当年晋国“三驾疲楚”战役中“三分四军”的做法中得到的灵感，当然吴国现在的做法要更厉害，这体现在“相机歼敌”上，通过对楚军的持续调动，没战机就闪，有战机就三军齐出，集中优势兵力歼敌，如此便可逐步积小胜为大胜。
应该说，这是八十年来吴楚交战最传统也最核心的战法，巫臣最早提出的让楚国“疲于奔命”的历史诅咒以及当前伍子胥的战略，都是这一战法的具体体现。而楚国始终没能破解这一历史难题，一直处于疲惫应付之中。
更要命的是，吴军长期的游击战术给了楚国一个严重错觉，认定吴军一直都是小打小闹，注定不敢全面攻打楚国。
公元前年，经过多次出击，楚国在淮河流域的“羽翼”基本都被吴国剪除，楚国东北方的门户已经洞开。尤其是其后发生的几件事，更是让吴国狂喜异常。
这便是楚国居然攻打自己的附属国蔡国，蔡国向晋国求救最终无果，只好向吴国求援；而唐国、陈国也因不堪楚国的勒索倒向吴国。唐蔡两国虽然实力微弱，然而地理位置却极为重要，尤其是蔡国扼居淮河上游，是大别山脉北侧楚国的出入口，其战略价值早已被伍子胥和孙武子所发现并提出：“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
意思很明确：要想全面进攻楚国，一定要先得到小唐蔡才行！
这里拓展说一下，从吴国进攻楚国，因为大别山脉的存在，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长江水路，吴国沿长江逆流而上，从南侧绕过大别山脉，然后在楚国腹地登陆，展开进攻。
这就要说到当时的“水战”情况了。从零星历史记载来看，当时吴楚之间肯定发生过水战（比如“余皇”号争夺战），但显然不是重点，估计水战仍属于萌芽发展阶段，双方对此也并不完全精通。所谓战船，主要是运输之用，毕竟江淮流域水网纵横。
从这个现实情况出发，这条路线虽然是后世常见的进攻路线，但在当时却不现实，尤其是不具备“奇袭”性，又因为双方实力对比悬殊，走这条路很可能有去无回，估计这才是吴国几乎不考虑这条路线的根本原因。
另一条便是从北侧迂回，沿淮河西上，从大别山脉和桐柏山脉的交界处向西进入楚国，正如前面所说，蔡国正是位于这两个山脉的交界处，这就是它战略地位异常重要、吴国为什么要得到它才能进攻楚国的根本原因！
既然最关键的机会来了，吴国“铁三角”一致断定，决战时机到了！
肆
吴国此战的总体战略精髓，一言以蔽之：深远奇袭！
总体战略目的：直捣楚国都城郢都，灭掉楚国！
具体战役计划：实施战略大迂回，绕过大别山东侧楚军的正面防线，沿淮河渡船西上，和蔡唐陈会师后沿大别山北侧关隘进入楚国腹地，奔袭郢都，和楚国战略决战！
公元前年冬天，吴王阖闾亲自挂帅，孙武子为主将，伍子胥、伯嚭等人为将军，阖闾的弟弟夫概为先锋，吴国几乎倾国而出，3万兵力全部押上，决定吴国和楚国历史命运的柏举之战就此爆发！
为隐蔽真实作战意图，吴军应该是抽出一部分兵力，向大别山东侧楚国潜、六等地的楚军正面防线发起进攻，制造吴军主力全面进攻的假象，使其无暇它顾。
而吴军主力则从东侧迅速迂回北上，从钟离、州来等地登上战船，沿淮河西进，并和蔡陈两国军队取得会和。
因为吴国和蔡唐陈等国是秘密结盟，这也是其战役计划的一部分，所以应该是吴军达到蔡国时，楚军才真正发现吴军的主力所在和真实意图。
有鉴于此，孙武子当机立断，吴军在蔡国的淮汭之地弃船登陆，然后挑选名精锐士兵为先锋，以夫概为统帅，火速抢占大别山和桐柏山交界的大隧、冥阨、直辕三个险峻关隘。（即下图中的三个关口）
这一重大举措，不仅控制住了楚国东北的出入口，利用大别山脉的天然隔断，将楚军东侧防线的部队和西侧楚国腹心的部队实现分割，使其左右不能相顾。而吴军主力则迅速挺近，直逼郢都东侧的汉水防线。
吴军的进展之速，让楚国大为震惊，楚昭王连忙派出令尹囊瓦（也叫子常）和左司马沈尹戌率领都城的军队赶赴汉水阻击吴军。
据一般说法，此时楚国全国共有20万左右的总兵力，数量多达吴军的六倍，但从上面的局势分析看，这些部队至少分散两地（实际肯定不止），以郢都和大别山东侧防线两处兵力最为雄厚。
令尹囊瓦虽然是个酒囊饭袋，但沈尹戌却是堪称“铁三角”级别的将领，他冷静分析形势，认为吴军孤军冒进，势必追求速战速决，时间有利于己而不有利于彼，因此绝对不能和吴军正面决战，时间拖得越久就对楚军越有利。
由此他提出自己的建议：由令尹囊瓦率领主力在汉水西侧狙击、牵制吴军，而他本人率领部分部队向北部楚国方城挺近，从桐柏山北侧迂回到蔡国，捣毁停在那里的吴军战船，然后抢夺大别山北侧的三处关隘，堵住吴军的退路。到时两军再前后夹击，必可将吴军围歼在楚国腹地。
沈尹戌还没有提到但肯定会起作用的是，只要时间拖延下去，楚国各地的军队就会逐渐集中，仅以兵力优势，便可以化被动为主动，从而胜券在握。尤其是大别山东侧的楚军部队，至少可以抽出大部配合沈尹戌所部的行动。
若能按此实施，吴军的前途自然不妙，它所谓的“深远奇袭”很可能会成为“自陷绝境”的军事笑柄。这也是军事冒险本身自带的风险。
然而沈尹戌千算万算，却没有算到令尹囊瓦的确是个酒囊饭袋，而且个中的原因令人齿冷，那就是囊瓦居然担心按此实施打败吴军，功劳就都落到了沈尹戌的头上，这对他本人来说，无疑不能接受。
虽然是有别人挑拨，但若非囊瓦本人存有此心，他也绝不会做出这个几乎决定楚国命运的军事决策——
率领全军渡过汉水，主动进击吴军！
由此请大家记住一个普遍规律：经典战例能够成为经典，若非名将们超常发挥，那便是对方指挥部里有头猪！
伍
囊瓦的主动进击让吴国“铁三角”大喜过望，为了麻痹囊瓦，吴军主动后撤。囊瓦果然中计，认定吴军怯战，步步紧逼，发起进攻。然而三战下来，楚军连败三阵，据说囊瓦此时竟然有了弃军而逃的想法，这个心理素质真是让人无语。
公元前年11月19日，双方都到达柏举之地（一说在湖北麻城，一说是湖北汉川），此时楚军方面也有个叫薳射的将军率领部队赶到了柏举战场。但很不幸，他和囊瓦之间有很深的矛盾，双方不仅不会师，反而各自列阵。楚国的气运之衰，这也算是个表征吧。
吴国这边也出现了分歧。先锋夫概认为经过几次接战，囊瓦所率领的楚军主力着实不堪一击，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了，因此建议由他率领先锋部队首先发起攻击，然后吴军主力跟进。
但是“铁三角”仍然比较谨慎，还想再观察观察，否决了夫概的建议。夫概不服气，他认为既然有取胜把握，就应该机断专行，于是回营后便率领名前锋部队擅自出击！
应该说，这是柏举之战的一个意外，然而正是这个意外收到了奇效。囊瓦的楚军主力果然不堪一击，在夫概先锋部队的冲击下迅速崩溃，“铁三角”见机也快，迅速将主力部队全部投入战场。
此战楚军惨败，囊瓦弃军逃跑，大夫史皇战死沙场，薳射也被俘虏，吴军取得了战略决战的决定性胜利！
其后，吴军全面追击楚军残军，在清发水东岸上演了一幕“半渡而击”；在汉水东岸的雍澨之地，楚军残军正在埋锅做饭，夫概的先锋就追了上来，除了驱赶他们，还把他们刚做好的饭吃了下去。
就是在此地，左司马沈尹戌率领的部队在大迂回之后赶到了战场，虽然他击败了夫概的先锋部队，然而终因众寡不敌，被吴军主力彻底击溃，沈尹戌力战濒死，让部下割下他的头向楚昭王报信。
此后，吴军渡过汉水，面对当面楚军五战五捷，势如破竹，当时应该还很年轻的楚昭王吓得六神无主，不管群臣劝阻，坚决出逃。11月29日，也就是柏举决战的仅仅10天后，吴军攻入郢都，取得了柏举之战的最终辉煌胜利。
放眼当时，恐怕全世界谁也不会想到，甚至都不敢想，短短一两个月间，吴国居然能够千里奔袭，一战灭掉曾经不可一世的天下霸主楚国，尤其是双方的兵力对比是3万对阵20万，实力对比实在悬殊。然而这个战争奇迹就是活生生地上演了，让世人不信不服都不行！
纵观柏举之战，可以说它是中国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范围深远奇袭作战，是对传统军礼指导下的“约日定地”、正面决战的战争形式的根本突破和创新，也是孙武子军事指挥艺术换言之《孙子兵法》的一次全方位、综合性的实践运用，其中最著名的“兵者诡道”、“上兵伐谋”、“以迂为直”、“兵贵神速”、“避实击虚”、“速战速决”、“因粮于敌”等，无不在这一战中得到显著体现。
而正是这些全面领先时代的军事理念和兵法谋略，才造就了柏举之战这个整个春秋时代最具典型性和技术含量的经典战例，无论平阴之战、城濮之战乃至后来的笠泽之战，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春秋头号经典战例的定位，柏举之战实至名归。
当然，柏举之战的军事指挥艺术应该是阖闾、孙武子、伍子胥吴国“铁三角”乃至夫概的集体智慧，不能都算在孙武子的头上。更不要说，这中间还有那位楚国令尹囊瓦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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